陈祐（天祥）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世业农。祖忠，博究经史，乡党皆尊而师之，既殁，门人谥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时诸王得自辟官属，岁癸丑，穆王府署祐为其府尚书，赐其父母银十铤、锦衣一袭。王既分土于陕、洛，表祐为河南府总管。下车之日，首礼金季名士李国维、杨杲、李微、薛玄，咨访治道，商议古今，奏免征西军数百家及椒竹诸税、粮料等钱，又上便民二十余事，朝廷皆从之。世祖即位，分陕、洛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真除祐为总管。时州县官以未给俸，多贪暴，祐独以清慎见称，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调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小而有得。”或以事涉专擅，不可，祐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之使散去，两州之民皆赖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无名，乃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当四方之冲，号为难治，祐申明法令，创立孔子庙，修比干墓，且请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为立碑颂德。尝上书世祖，言树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国本，建立宜早；二曰中书政本，责成宜专；三曰人材治本，选举宜审。事虽未能尽行，时论称之。
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时中书、尚书二省并立，世祖厌其烦，欲合为一，集大臣杂议之，祐还朝，特命预其议。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欲奏升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因罢中书省，惧祐有异议，许进祐为尚书参知政事以啖之。及入议，祐极言中书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罢；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虚位，未须设。事遂罢。阿合马怒其忤己，除祐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永昌王府，其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构，家各百余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执议弥固，王亦寻悟，二人皆获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朝廷大举伐宋，遣祐签军，山东民多逃匿，闻祐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遂皆出，应期而办。十三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吏多震慑失措，祐因谓曰：“何必若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饬，不敢弄法。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市，民间帖然。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虏温、台民男女数千口，祐悉夺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伤残之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祐检覆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仓猝不及为备，遂遇害，年五十六。诏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诗文，有《节齐集》。
子夔，芍陂屯田万户，初在扬州，闻祐遇盗死，泣请于行省，愿复父雠，擒其贼魁，戮于绍兴市。皋，昌国州知州。奭，侍仪司通事舍人。孙思鲁，袭芍陂屯田万户。思谦，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徙家洛阳。天祥少隶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李璮叛据济南，结宋为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为千户，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罢归，居偃师南山，有田百余亩，躬耕读书，从之游者甚众。其居近缑氏山，因号曰缑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学，祐未之奇也，别去数岁，献所为诗于祐，祐疑假手它人，及与语，出入经史，谈辨该博，乃大称异。
至元十一年，起家从仕郎、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从国兵渡江，因论军中事，深为行省参正贾居贞所器重。十三年，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领军士才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来谒，天祥谕之曰：“捍卫乡井，诚不可无兵，任事者籍之过当，故致乱尔。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何如？”民皆称便。乃条陈其事于行省曰：“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军中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布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惟冀少加优容，然后责其必成之效。”行省许以从便处置。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伐茅斩木，结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有长，弛兵禁以从民便。人心既安，军势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不戮一人。他寨闻之，各自散去，境内悉平。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以止其贪，民用弗扰。邻邑分宁为变，谍者时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归告其党，则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及败，逃入兴国境者数千人，天祥命验口给粮，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归，莫不服其威信。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务变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守将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鼎臣帅兵讨之，至樊口，兵败死。黄州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时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而区区乌合之众，与之相敌，不二三日，死伤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击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脱。乘此一胜，则大势已定。然后取黄州、寿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贞深然之，而忽都帖木儿意犹未决。闻至阳罗堡，居贞力趣之，乃引兵宿于青山，明日，大败其众，皆如天祥所料。
初，行省闻变，尽执鄂州城中南人将杀之，以防内应，居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与彼势本不相接，欲杀之者，利其财耳。”力止之，至是被执者皆纵去。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余人。为乱者闻官军至，皆弃城依险而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非可以力服，乃遣谕其徒使各归田里，惟生擒其长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之物，召而还之。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继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还家，约三日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百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右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骤升执政，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张。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微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于是臣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言世荣奸恶，其略曰：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赀，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赋轻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世祖闻其语，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既至，即日有内官传旨，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帝皆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进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岳束木姻党，为其爪牙羽翼，诬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几，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西道廉访使。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诏求弭盗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盗贼之起，各有所因，除岁凶饥馑，诿之天时，宜且勿论。他如军旅不息，工役荐兴，聚敛无厌，刑法紊乱之类，此皆群盗所起之因。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前人言之备矣。彼强梁之徒，各执兵杖，杀人取货，不顾其生，有司尽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释之。旦脱缧囚，暮即行劫，又复督勒有司，结限追捕。贼皆经惯，习以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已顽定。诚非善化能移，惟以严刑可制。”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于是严督有司，捕得盗贼甚众，皆杖杀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选捕盗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赏罚，使追捕之，南至汉、江，二千余里，悉皆就擒，无得免者。由是东方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以惑众，所至官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怪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翼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而杖于市，自此神圣屏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奏其使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满辞去。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章论征西南夷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用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数万之军，止仰今次一运之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颇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竹木丛茂，皆有长刺。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也。又其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皆清野远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师，或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亦复何异。前鉴不远，非难见也。军劳民扰，未见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祸本。又闻八番罗国之人，向为征西之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仍谕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续归顺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须远劳王师，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充国缓战而羌众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且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其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行。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今之相聚者，皆乌合之徒，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雠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上章，极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自被召还京，至是且一岁，未尝得见言事，输忠无地，常郁郁不自释，又不欲苟糜禀禄，八年正月，移疾谢去。至通州，中书遣使追留，不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传，专官护送至其家。天祥望阙拜谢，辞所赐钞而行。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使者五致诏，以年老不能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辞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刘宣
刘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陕，后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读书，有经世之志。宣抚张德辉至河东，见而器重之，还朝，荐为中书省掾。宣暇则往从国子祭酒许衡讲明理学。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至元十二年，入为中书户部郎中，改行省郎中。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赞画居多。伯颜尝命宣诣阙上捷书，世祖召见，亲问以南征事，应对称旨，赐器服宠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论。除知松江府，未几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并著。升江淮行省参议，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三年，入为礼部尚书，遂迁吏部。时将伐交趾，宣上言曰：“连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扰攘，今春停罢，江浙军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岁贡未尝愆期，边帅生事兴兵，彼因避窜海岛，使大举无功，将士伤残。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自古兴兵，必须天时，中原平土，犹避盛夏，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须，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到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援，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帝嘉纳其言。
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传旨，议更钞用钱，宣献议曰：“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粜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见良策。新钞必欲创造，用权旧钞，只是改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宋、金之弊，足为殷鉴。铸造铜钱，又当详究。秦、汉、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缕陈。国朝废钱已久，一旦行之，功费不赀，非为远计。大抵利民权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济丘壑之用，非惟铸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属桑哥谋立尚书省，以专国柄，钱议遂罢。
二十五年，由集贤学士除行台御史中丞。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悍戾纵恣，常虑台臣纠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与中丞出建康城，点视军船，群御史从。有以军船载苇者，御史张谅诘之，知为行省官所使，诣扬州覆实。忙古台盛怒，即图报复。时大夫之父，官于属郡，随被按劾。遣其党造建康，伺台中违失，台官皆竦惧，阴往恳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动。忙古台怨宣愈甚，罗织宣之子，系扬州狱。又令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以罪免者，诬告行台沮坏钱粮，以闻于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为遣官二员，置狱于行省，鞫问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军船列兵卫驱迫之，至则分异各处，不使往来。九月朔，宣自刭于舟中。
始宣将行时，书后事缄付从子自诚，令勿启视。宣死，视其书，辞云：“触怒大臣，诬构成罪，岂能与经断小人交口辩讼，屈膝为容于怨家之前。身为台臣，义不受辱，当自引决，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呜呼！天乎！实鉴此心。”且别有公文言忙古台罪状，后得其稿，涂注勾抹，辞句难辨。前治书侍御史霍肃为叙次其文，读者悲愤。
宣既引决，行省白于朝，以为宣知罪重自杀。前后构成其事者，郎中张斯立也。然宣忠义节操，为世所重，闻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从子自持上宣行实，御史台以闻，制赠资善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彭城郡公，谥忠宪。
何荣祖
何荣祖，字继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贞祐间试文法入优等，补吏，后授明威将军，守巨鹿尹，权军器监主事。金亡，徙家广平。荣祖状貌魁伟，额有赤文如双树，背负隆起。有相者谓曰：“子位极人臣，且寿相也。”何氏世业吏，荣祖尤所通习，遂以吏累迁中书省掾，擢御史台都事。始折节读书，日记数千言。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论甚力。阿合马知荣祖主其谋，奏为左右司都事以隶己。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为山东按察使，而阿合马莫逞其志矣。
有帖木剌思者，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计无所出，适济南有上变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讼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为辞，告唐卿纵反者，逮系数十人。狱久不决，诏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鞫之。荣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祯、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荣祖不可。俄迁河南按察使，二执政竟以失口乱言杖其人，而株连者俱得释，唐卿之诬遂白。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余辈叛归江南，安西行省欲上闻，会荣祖来为参政，止之曰：“何必上闻朝廷，此辈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获，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于事明决多类此。除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以母老辞。又拜御史中丞，复出为山东东西道按察使。
时宣慰使乐实、姚演开胶州海道，有制禁戢诸人沮挠，粮舶遇暴风多漂覆。乐实弗信，督诸漕卒偿之，搒掠惨毒，自杀者相继。按察官惧违制，莫敢言。荣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见谴，吾自当之。”即草辞以奏，诏免其征。召入为尚书参知政事。时桑哥专政，亟于理算钱谷，人受其害。荣祖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而畿内民苦尤甚，荣祖每以为辞。同僚曰：“上既为免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祖言，召问所宜。荣祖请于岁终立局考校，人以为便，立为常式，诏赐以钞万一千贯。荣祖条中外有官规程，欲矫时敝，桑哥抑不为通。荣祖既与之异议，乃以病告，特授集贤大学士。未几，起为尚书右丞。桑哥败，改中书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请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而立监治之法。又上言：“国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财者弗顾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且当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实为根本，必择材而用之。按察司虽监临一道，其职在于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则省台又当遣官体察之，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屡以老疾乞解机务，诏免署事，惟预议中书而食其禄。寻拜昭文馆大学士，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以水旱请罢，不允。
先是，荣祖奉旨定《大德律令》，书成已久，至是乃得请于上，诏元老大臣聚听之。未及颁行，适子秘书少监惠没，遂归广平，卒，年七十九。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宪。
荣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所著书，有《大畜》十集，又有《学易记》、《载道集》、《观物外篇》等书。
陈思济
陈思济，字济民，柘城人也。幼读书，即晓大义，以才器见称于时辈间。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召之以备顾问；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为国重镇，命廉希宪等行中书省于陕西。思济实与偕行，多所赞画。中统三年，诏诛王文统，召廉希宪入中书，思济还，仍掌敷奏。事无巨细，悉就准绳，姚枢、许衡皆器重之。会阿合马入省，耻其位在希宪左，每欲肆意而行，希宪守正不从。及希宪去位，省臣晨集，掾属皆惮阿合马，莫敢前。思济独先以文牍进，阿合马辄于希宪位署押，思济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马怒目视之，众为之惧，思济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从希宪行省山东，未几召还。至元五年，分命中书省总百揆，御史台正百官，一时黜陟登庸，宪章程式，多出其手。迁承务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绩最闻，拜监察御史。时阿合马立尚书省，权在中书右。思济与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对，思济独厉声曰：“御史言官也，非为辨讼设！”拂袖而出。授奉训大夫、知沁州，为政简要，不务苛察。迁中顺大夫、同知绍兴路总管府事，承檄谳狱。桐庐有囚羸瘠将死，纵遣还家，候期来决，囚拜请曰：“闻公名久矣，若不早决，恐终不可保。”为阅其案而释之。转同知两浙都转运司事，胥吏侵渔，民困于赋役，悉蠲除之。调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忧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时浙西大水，民饥，浙东仓廪殷实，即转输以赈之，全活者众，檄上中书，奏允之。浙东复旱，祷于名山，雨大澍，民赖以苏。两淮盐课不敷，授嘉议大夫、两淮都转运使，奸弊尽革，商贾通行，岁课以足。擢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改池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儿威势赫然，摘淘金户三千，括民间田亩，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累迁通议大夫、佥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七十。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
子诚袭，荫入官，拜监察御史、朝列大夫、佥广西道肃政廉访司事。
秦长卿
秦长卿，洛阳人也。姿貌魁特，性倜傥，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潜藩，已闻其名，既即位，务收揽时才，以布衣征至京师。长卿尚风节，好论事，与刘宣同在宿卫，以气岸相高。是时尚书省立，阿合马专政，长卿上书曰：“臣愚赣，能识阿合马，其为政擅生杀人，人畏惮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赀，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春秋》人臣无将，请及其未发，诛之为便。”事下中书。阿合马为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赀足以动人，中贵人力为救解，事遂寝，然由是大恨长卿。除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竟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逮长卿下吏，籍其家产偿官，又使狱吏杀之。狱吏濡纸塞其口鼻，即死。未几，王著聚徒杀阿合马。帝后悟，亦追罪之，斩棺戮尸，并诛其子，而长卿冤终不白。
长卿从子山甫，为建康府判官，闻长卿冤状，即日弃官去，累荐不起以卒。山甫子从龙，仕至南台治书侍御史；从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赵与蒨
赵与蒨，字晦叔，宋宗室子，尝登进士第，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颜既渡江，与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诣军门上书，力陈不嗜杀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党。后伯颜朝京师，世祖问宋宗室之贤者，伯颜首以与蒨对。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见，言宋败亡之故，悉由误用权奸，词旨激切，令人感动。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谘访，与蒨忠言谠论，无所顾惜。进直学士，转侍讲。疏陈江南科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垄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诏所为。二十七年，京师雾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与蒨又疏言权臣专正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几桑哥败，平章不忽木奏与蒨贫窭有守，有抱负，世祖曰：“得非指权臣为虎者邪？”锡钞万三千贯，岁给其妻子衣粮。后累迁翰林学士。其伯祖师渊，尝从朱熹学，家庭受授，具有端绪，于是与许衡论尹洛阃奥，衡雅敬之。
与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实以终养。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贫无以为葬，成宗命有司赙钞五千贯，给舟军，还葬台州之黄岩。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侯，谥文简。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绛州人。父居实，避兵徙雁门。天福幼读《春秋》，通大义。及长，以材辟怀仁丞。至元五年，诏立御史台，以天福为阁管勾，寻拜监察御史。每廷折权臣，帝嘉其直，锡名巴儿思，谓其不畏强悍，犹虎也。仍厚赐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职居抨弹，惟负爵禄是惧，敢贪厚赏，以重臣罪？”时御史台置二大夫，纲纪无统，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称一蛇九尾，首动尾随；一蛇二首，不能寸进。今台纲不张，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则紊不可理。”帝诏玉速帖木儿及孛罗谕之，孛罗以年幼自劾。天福时按行畿内，有出使者凌民取贿，天福乃易服间行得其状，奏戮之以徇，豪右慑服。十二年，诏罢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玉速帖木儿曰：“是司之设，所以广视听、虞非常，虑至深远，不但绳有司而已也。”大夫骇然曰：“微公言，几失之。”夜入帝卧内，奏其言，帝大悟，诏复立之。权臣不悦，左迁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为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时北鄙兵兴，转输烦急，河东民苦徭役。天福以反侧为忧，劾执政失计，奏罢其役。征拜中顺大夫、治书侍御史。
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议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当兵冲，将吏有豪猾为民害者，悉铲除之，民大悦。转湖北道按察使，发省臣赃事数十以闻。帝以其尝有勋劳，特原之，而流其党与，州郡称治。二十年，迁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鲜知稼穑，天福教以树艺，皆致蕃富，民为建祠，而刻石以纪之。二十二年，入为刑部尚书，寻出为扬州路总管。二十六年，复为淮西按察使，按巨奸一人，没其家赀，政化大行。二十八年，桑哥败，考讯党援，平阳为多，以天福为平阳总管，俾穷治其事。俄拜甘肃行省参知政事，以母老辞。三十一年，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寻除真定路总管。真定驿传之需，多为民害，天福更议措置之方，使不扰民，宪长争之。省臣以其事闻，诏从之，颁其制为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参政，以疾辞。四年，拜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畿甸大治。后之尹京者，以天福为称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
初，天福拜御史时，其母戒之曰：“古称公尔忘私，委质为臣，当罄所衷，以塞其职，勿以未亡人为恤，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天福亦请于宪府曰：“监察责当言路，有犯无隐，苟获谴，乞不为亲累。”或以闻，帝叹曰：“巴儿思母子虽生今世，其义烈之言当于古人中求之。”
子祖舜，秘书监著作郎；侃，内藏库副使。
许国祯
许国祯，字进之，绛州曲沃人也。祖济，金绛州节度使。父日严，荣州节度判官。皆业医。国祯博通经史，尤精医术。金乱，避地嵩州永宁县。河南平，归寓太原。世祖在潜邸，国祯以医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庄圣太后有疾，国祯治之，刻期而愈，乃张晏赐坐。太后时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铤如年数赐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针误损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国祯从容谏曰：“罪固当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诛之，后谁敢复进？”世祖意解，且奖之曰：“国祯之直，可作谏官。”宗王昔班屡请以国祯隶帐下，世祖重违其请，将遣之，辞曰：“国祯蒙恩拔擢，誓尽心以报，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世祖过饮马湩，得足疾，国祯进药味苦，却不服，国祯曰：“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国祯入视，世祖曰：“不听汝言，果困斯疾。”对曰：“良药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愿留意焉。”世祖大悦，以七宝马鞍赐之。
宪宗三年癸丑，从征云南，机密皆得参与，朝夕未尝离左右。或在告，帝辄为之不悦。九年己未，世祖帅师围鄂州，获宋人数百族，诸将欲尽坑之，国祯力请止诛其凶暴，余皆获免。及师还，招降民数十万口，疲饿颠仆者满道，国祯白发蔡州军储粮赈之，全活甚众。世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迁礼部尚书。国祯尝上疏言：慎财赋、禁服色、明法律、严武备、设谏官、均卫兵、建学校、立朝仪，事多施行。凡所荐引，皆知名士，士亦归重之。帝与近臣言及勋旧大臣，因谓国祯曰：“朕昔出征，同履艰难者，惟卿数人在尔。”遂拜集贤大学士，进阶光禄大夫。每进见，帝呼为许光禄而不名，由是内外诸王大臣皆以许光禄呼之。升翰林集贤大学士。卒年七十六。时大臣非有勋德为帝所知者，罕得赠谥，特赠国祯金紫光禄大夫，谥忠宪，人以为荣。后加赠推诚广德协恭翊亮功臣、翰林学士承旨、上柱国，追封蓟国公。
初，国祯母韩氏，亦以能医侍庄圣太后，又善调和食味，称旨，凡四方所献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闵其劳，赐以真定宅一区，岁给衣廪终身，国祯由是家焉。子扆。
扆字君黼，一名忽鲁火孙，从其父国祯事世祖于潜邸，进退庄重，世祖喜之，赐今名。俾从许衡学，入备宿卫，忠慎小心。尝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后悔，谓近侍帖哥曰：“朕欲罪忽鲁火孙，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结为兄弟，有所谴责，则更相进谏。”乃置金酒中，赐二人饮，以为盟。时裕宗居东宫，帝又谕忽鲁火孙曰：“若太子罪汝，将谁谏耶？”遂命东宫臣庆山奴亦同饮金酒。俄除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赐日月龙凤纹绮衣二袭。每外国使至，必命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改尚医太监。帝尝命画工写其像赐之。转正议大夫，仍提点太医院事。
有窃大安阁礼神之币者，将诛之，群臣莫敢言，忽鲁火孙独谏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释之。忽鲁火孙与丞相安童善，国政多所赞益，桑哥忌之，数谮于上，帝不之信。桑哥败，系于左掖门，帝命忽鲁火孙往唾其面，辞不可，帝称其仁厚，赐以白玉带。且谕之曰：“以汝明洁无瑕，有类此玉，故以赐汝也。”成宗即位，迁中书右丞，行太常卿。力辞，乃命以中书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陕西行中书省右丞。时关中饥，议发仓粟赈之，同列以未得请于朝不可，忽鲁火孙曰：“民为邦本，今饥馁如此，若俟命下，无及矣。擅发之罪，吾当独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发粟，不数日命亦下。明年旱，祷于终南山而雨，岁以大熟，民皆画像祀之。
忽鲁火孙不事生业，田宅皆上所赐。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为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舆入禁中，访以旧事。后足益弱，不可出，每国有大政，诏使近侍即其家问之。特授荣禄大夫、大司徒，食其禄终身。赠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僖简。
作者：佚名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其家世代以农为业。祖父陈忠，精通经史，乡里皆尊他为师，死后，其学生谥曰“茂行先生”。
祐自幼好学，家贫，母亲张氏曾剪发卖钱，为他买书。长大博通经史。当时诸王可自任官属，宪宗三年(1253)，穆王府任 祐为该府尚书，赐其父母银十铤、锦衣一套。穆王的封藩地在陕、洛，任祐为河南总管。他去上任那天，首先去拜访金末名士李国维、杨杲、李微、薛玄，向他们求教治世之道。他又奏请免征西军数百家的各种赋税，提出二十余件有利于人民的事，请朝廷施行。这些都得到朝廷的采纳。
世祖即位，将陕、洛地区划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1260)，任命 祐为河南西路总管。当时州县官吏因为未给俸禄，多贪婪暴虐，而唯有祐以清廉著称，在此为官八年，始终如一。至元二年(1265)，调任南京治中。河南东部发生蝗灾，以徐州、邳州尤为严重，官府令百姓捕捉。 祐到灾区视察后提出：“捕蝗恐伤庄稼，如今蝗虫虽多，但谷已熟，不如早开镰收割，可省捕蝗的劳力。”有人说请示上级，不可擅自做主。 祐说：“为救民而获罪，我也甘心。”即令捕蝗的人回去收割。
至元三年，朝廷赐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辉是四方交通必经之地，一向难以统制。 祐到任后，申明法令，建立孔子庙，修比干墓，进行祭祀。他离任后，这里的百姓为他立碑颂德。他曾上书世祖，提出创立太平盛世的“三本”：一为太子是国本，应早立太子；二为中书省是行政之本，应责成中书省专心于政务；三曰人材是治国之本，应慎重地选拔人材。这些意见虽未完全被采纳，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至元六年，设置提刑按察司，首先任命 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这时，中书、尚书两省并立，世祖打算把二者合而为一，召集大臣共同讨论。祐刚回朝，就特命他参议其事。阿合马为尚书省平章政事，欲奏请升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实际上是要夺中书省的权力，却又怕 祐反对，因而企图以进祐为尚书省参知政事的官职来拉拢他。在讨论中，祐极力主张中书省为行政之本，是祖宗所创立的，不可废止；三公本为古代官制，今徒有虚位，不必设。废中书省的事就此结束。阿合马恼怒 祐违反了他的意图，把他调出京外任佥中兴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属于永昌王府，该地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陷，王欲逮捕法办， 祐竭力为他们申辩。王虽大怒，而祐的辩护更强，王终于醒悟。二人皆免罪，认为祐是他们“再生父母”。
朝廷大举伐宋，派 祐征调军队，山东百姓多逃避，闻祐来，都出来应征。十三年，授祐为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官吏多惊慌失措。祐对他们说：“何必如此惊慌！你们以前为盗跖，而今为颜渊，我就把你们当好人对待；若前为颜渊，而今为盗跖，我就会把你们当盗贼对待。”于是这些官吏安分守己，不敢违法。许、蔡之间有大盗，聚众抢劫， 祐追捕则逃入宋朝境内。宋亡后，这些人随制置夏贵路过汴梁时，祐发现了他们，将他们当众杖杀。
十四年，调浙东道宣慰使。江南刚刚平定，元军俘虏温州、台州百姓男女数千口为奴， 祐强行释放归家。不久，行省征收百姓和商人的酒税，祐提出：“战争之后，对于遭受兵刀之苦的百姓，应宽大怜恤。”但这意见未转达于朝廷。朝廷派他去查核庆元、台州的民田。回来行至新昌，遇到玉山乡盗贼，他猝不及防，被杀害，享年五十六岁。诏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谥忠定。江浙父老要求葬他于会稽，未获批准，便立祠纪念。 祐能诗能文，著有《节斋集》。
陈天祥字吉甫，陈祐之弟，因兄在河南做官，他便把全家由宁晋迁到洛阳。天祥年少时就列入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1262)，李王..在济南反叛，联络宋军为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按规定授天祥为千户，令他屯兵三汊口以防御宋兵。李王..之乱平定后，他罢职归家，住于偃师南山中，有田百余亩，边耕种边读书，来向他求教的人很多。所住地方靠近缑氏山，因号“缑山先生”。起初，天祥并不好学，其兄..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奇才，几年以后，天祥将所写的诗献于..，..怀疑是别人代写的，同他交谈，知他在研究经史，学识渊博，大为称赞。
至元十一年(1274)，始任从仕郎，后历任郢州、复州招讨司经历，随元军渡江伐宋，由于熟知兵法，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器重。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没收民间兵器而遭民众的强烈反抗，行省命天祥暂管兴国军的政事。天祥领军士十人至兴国军境，在离城近百里地方停了两天才入城，父老来拜见，天祥告谕他们“：捍卫乡井确实不可没有兵器，地方官吏收得过多，所以造成乱子。今准许你们自备兵器以自卫，你们以为如何？”百姓都说这样很好。他将此事上书给行省说“：镇压奸邪，应当以巩固根本为主，若内无力防御，则外边会有奸邪之人乘机捣乱，这是必然之理。此次为乱正是由于处置失当，防内轻外所造成的。凡在本军境内之人，平时手无寸铁尺杖，让奸人得以乘机造乱，公私同受其害。今兴国军又遭到破坏，十分虚弱，若军民相防而不相信任，岂只担心外寇入侵，恐怕内部军民相互为敌。莫如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戮力同心，祸福同当，把人民看作自己人，把兵看作自己的兵，平乱防奸，莫不可行。希望对百姓宽容些，然后对他们提出要求。”行省接受他的意见并授以自行处置之权。天祥的一切措施都符合百姓的愿望，于是流亡在外的人相继回来，以致邻郡的百姓也移居到兴国军来。天祥加以组织，以十家为一甲，十甲设一长，废除对兵器的禁令，从民自便。于是人心安定，军队士气也振作起来了。借民兵之力，不杀一人便收降了李必聪山寨。其他山寨见此情形也各自散去，境内安定无事。
当时州县官吏还有未给俸禄者，天祥自行规划，按月发给，以便防止他们的贪污行为，使百姓不受侵害。邻近分宁县发生民变，刺探情报的常到兴国军，官吏请天祥下令逮捕，天祥说：“分宁县是因为官吏贪污暴虐而激起民变。今我军及所属三县，官吏不侵害百姓，百姓安居乐业。让那些刺探情报的人去把我们兴国军的情形告诉他们同党，这样，谍报员反而为我所用了。”分宁人民反抗失败，逃入兴国军境内者有数千人，天祥发给他们口粮，告诫本军百姓不要侵害他们，这些人都得以保全性命而归，对天祥无不服其威信。
一年后，朝廷把兴国军改为兴国路，接替天祥为兴国路总管的人，完全改变天祥的政策，严厉制裁隐藏兵器的人。所以天祥离开后不久，兴国又发生民变，邻近的寿昌府及大江南北的各县城，叛民乘势杀死守将，响应兴国人民的起义。当时刚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鼎臣帅兵镇压，在樊口兵败身亡。黄州叛民扬言要攻阳罗堡，鄂州官府大为震惊。忽都帖木儿胆怯不敢出兵，天祥对居贞说“：阳罗依山建垒，素来防备严密，彼若来攻，对我们有利。且南人浮躁，轻进易退，我官军居高恃险，这些乌合之众来攻，不到两三天便多伤亡，逃者会十之八九。到那时我们再出精兵袭击，只有跑得快的才得免死。乘此一胜，则大势已定。然后再攻取黄州、寿昌，如摧枯拉朽。”居贞深以为然，而忽都帖木儿还犹豫不决。闻叛民到了阳罗堡，居贞忙引兵前去迎战，屯兵于青山，第二天大败叛军，这一切完全符合天祥的预料。
行省闻民变，将鄂州城中的南人一律逮捕起来，准备大屠杀，以防他们为叛军内应。居贞想拯救鄂州南人而又做不到。天祥说：“鄂州南人，与叛军本无关系，杀他们不过是要夺他们的财产而已。”极力劝阻行省官员，将被捕的平民全部释放。派天祥去暂管寿昌府政事，给他二百兵卒。寿昌叛民听说官军来了，都离开寿昌城去恃险自保。天祥知寡不敌众，武力镇压是不行的，便派人去向他们说明利害祸福，劝他们各归田里，只将为首者毛遇顺、周监在鄂州市斩首示众。获得金二百两，打听到是鄂州商人的东西，物还原主。
二十一年三月，天祥拜为监察御史。右丞卢世荣因搜刮民财有功，升为执政大臣，其权力压倒一切。御史中丞崔..弹劾他，世祖大怒，要将崔..法办。世荣因而更加气焰嚣张。左司郎中周寅戈，在议论政事时略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世荣便诬他违法，奏请令杖一百，然后处斩。于是朝廷大小官员都吓得不敢讲话。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书，痛斥世荣的奸恶：
“卢世荣素无文才，也无武功，只知用他经商所赚来的钱来巴结权臣以求做官。他将贪污的大量财物送至权臣家中，还不够，又立下欠银一千锭的文契，于是能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而为江西榷茶转运使。上任以后，专门贪污钱财，动以万计。其隐藏于家内者固然难列举出来，只就已暴露出来可以统计的有：钞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锭，金二十五锭，银一百六十八锭，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马十五匹，玉器七件，还有许多其他物品。这是已经追究而交纳及未交纳现尚在追查之中者。
“如今，他竟不痛改前非，而是更加猖狂，以苛征百姓为自安之策，以向百姓诛求为升官的阶梯，他怀有贪求无厌之心，广泛搜刮民财之计。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其职位虽在丞相之下，而朝廷大权实是由他专擅。他是以盗贼之心来掌握宰相之权，不仅祸殃于当代，也恐怕会取笑于将来。朝廷相信他的谎言，使他居于相位，名为试用，实际上是授他以实权。其才能其行为都丝毫没有值得一提的。这些事都足以表明试用的结果如何。如果还要试用，只能让他去做别的官，宰相之权岂可轻易授给他。主宰天下，如同制作锦缎，能不能制作，先用布帛做试验，如果不成功损失也不重。今把相位做贤愚试验，如同把一幅美丽的锦缎去考核匠人的工艺能力，把美好的东西毁坏了，将追悔莫及。
“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如同身体，民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民的体肤，只有血气充实才体肤康强，若血气损伤则体肤就会羸弱多病，未有消耗血气而能使体肤健康的。所以说，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道理就是这样。春秋时代，鲁哀公要向百姓多征赋税，请教于有若，有若说‘：百姓丰衣足食，你做君王的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君王又怎能足。’由此可见，民必须减轻赋税然后能足，国家必须是在百姓丰足之后才能富强。《书经》说‘：民为国家之本，根基巩固了国家才能太平。’考察历史，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因百姓富裕安宁而导致国乱的，也没听说因百姓贫穷而国家太平康乐的。资财本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资财的生产每年有定量，只能是有节制的索取，才用之不缺。
“如今，世荣是一年征十年的赋税；用万民的生命来换取他一人之荣耀。他只是图广取博敛之功，而不顾百姓的困苦死活；上下交征，锱铢必取。视百姓如仇敌，只能加深人民对国家的怨恨。如果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只尽快的谋取眼前的效果，任意搜刮，不愁什么东西得不到。然而，生财的基础没有了，搜刮钱财的方法又有何用？将会看到人民因此而凋敝，国家因此而空虚，其安危利害真是说不尽。
“卢世荣任职以来，已一百多天了，察验其事迹，其罪恶已十分明显。今将他所言与所行不符合事略举几件：开始说他能使钞法不受到破坏，但今天钞币已成一张无用废纸；开始说他能使百物价贱，而今百物翔贵；开始说增课税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今却是强迫诸路官府包认所增课税；开始说他能使百姓快乐，而今所作所为，无不是破坏法制，侵害百姓。若不及早改变这种情形，必自取其祸。若不防患于未然，到头来大祸临头，那时挽救也来不及了。
“臣也知道依附权臣，则可望得到荣誉宠信，违背重臣的意图则祸患不测；闭口不言，明哲保身，也不是做不到。但正因事关国家存亡，关系不浅，臣深为担忧，经再三考虑，不得不说。”
世祖看了这个奏章，派人把天祥与世荣都召来上都，当面质问。他们到达上都，宦官传旨：将世荣捆绑于官门外。第二天，天祥又在世祖面前讲了许多前所未讲的事，帝认为都对，将世荣处斩。五月，朝廷列举天祥随大军渡江及平定兴国、寿昌民变之功，进升官秩五品，升为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授治书侍御史。六月，命清理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立即上疏弹劾平章政事岳(要)束木之凶暴不法。这时桑哥窃取政权，与岳(要)束木联姻。岳(要)束木为桑哥爪牙，以莫须有之罪诬陷天祥，欲置天祥于死地，在狱中关押了四百多天，直到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才获释。二十八年，升为行台侍御史。不久，因病辞职归家。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1295)，改任山东西道廉访使。当时，全国各地盗贼蜂起，而以山东为多，朝廷寻求平息方略。天祥上书，分析了反叛发生的原因，除天灾造成饥荒外，还有是由于连年战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无限制地征收课税，刑法紊乱等等所致。朝廷平息反抗的方略是实行大赦。他认为这不是个好的方略，只是对一些小人有好处。他们杀了人，理应受到严惩，而朝廷却加恩释放。这些人早晨释放，晚上又会行凶打劫，既不感朝廷之恩，又不畏国家之法，不能使他们凶恶的本性善化。制服他们唯一的方略是严刑酷法。他提出了一些平息“盗贼”的办法，皆切于时用。他在山东严督当地官府捕获大批“盗贼”，皆杖杀之。其余逃亡到别处的，进行追捕，南至汉、江二千余里，皆被擒获，无一幸免，于是东方的群“盗”平息。
平阴县女子刘金莲，以妖术惑众，所到之处，官府为她建立神堂，一般百姓都去求福。天祥对同僚说“：此妇人以神怪惑众，其声势如此之大，如果有狡猾之徒来帮助她，仿效汉代张角、晋代孙恩，号召起事，必成大害。”于是把这个妇人逮捕起来，当众施以杖刑。天祥认为山东宣慰司无事可做的官太多了，应罢黜一些，于是向朝廷劾奏这些官吏的贪暴不法行为。但他裁减官员的建议未得到采纳，因此他便在任满之后辞去了。
大德三年(1299)六月，天祥调任河北河南廉访使，但因病未就任。受到冤枉的人往往到他家中来伸冤，天祥因自己不在任而推辞了。大德六年，升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书论朝廷征西南夷事，其中说：
“兵有不得已而用者，也有不当用而用者，不当用而能不用，则可保持兵力的强大，以备不得已时而用，这就是善用兵之法。去年，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这就是不当用而用。八百媳妇是个蛮夷小邦，远在云南西南数千里之外，其地是偏僻无用之地，其人是愚昧无知之人。攻取它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取也无害处。
“刘深欺上骗下，帅兵征讨，经过八番之地，恣意横行，恃其武力，虐害居民，致使各地居民反叛。深既不能平定叛乱，反而受到反叛者的牵制，结果是军中乏粮，人自相食。毫无办法只得仓惶退走，以致大败，深弃众逃亡，军士损失十之八九，失地千余里。朝廷又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令刘二拔都统领，再度征讨，以图收得失地，湖北、湖南大量征调民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共二十余万人。当此农忙之时，兴此大役，把贫困百姓强迫运粮于数千里外，来回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即或把米全部运到，然数万军士只仰赖于这一次运去的米粮，以后又当如何？
“近来访问西征败回的士卒及将校，才知西南这遥远蛮夷之地，山岭重重，丛林深谷，大军所经过的道路，窄处仅能走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落井。在这样不利的地理条件下，若贼据险袭击，我军虽多也难以应战。再加上毒雾烟瘴，都可伤人。群蛮知大军将至，如果实行清野，远远逃遁，堵截险要之地，使我军进不得退不得，附近又无粮食可取，士兵饥饿，病疫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
“而且自征伐日本、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已近三十年，未曾见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附我天朝，而我朝所费钱财，所损士卒，不可胜计。去年西征与今年的再度西征又有什么两样。前车之鉴不远，并非难以看到。劳军扰民，无休止之日，刘深一人为其祸根。
“又听说八番罗国之人，受征西军的侵害，抛弃他们的职业，相继反抗或逃亡，对刘深恨入骨髓，都要分食其肉。人们内心恨他，上天也憎恶他。望朝廷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早将刘深正法，向西南蛮夷再降明诏，表示圣朝数十年对他们抚养之恩，自今再不会有远征之役。他们自然会归顺天朝。过去大舜退兵而苗族来归顺，赵充国不战而羌人安分守己，这些事载在经传之中，为后代万世效法。
“为今之计，最好是驻兵于靠近西南蛮夷地方的我边境之内，使水运交通达于远近，内地或用盐引茶引，或用钱钞来增价购买军粮；而且法令严明，官不失信。这样就可使米船沿江而上运至边境，军粮自足，百姓也不受侵扰，达到内安根本，外固边防的目的。以我镇静之师，防御蛮夷的侵犯，恩威并施，久而久之，他们会渐渐驯服，这才是万全之策。如果说大军已出，欲罢不能，那也要考虑关系之大小，战事之成败，慎重而行。那里的少数民族，有各种各类，现在聚集者，都是乌合之众，必无同心长期与我为敌之理。但若我进攻得急，他们会相互救援，缓攻则相互猜疑，我们要施离间计，使他们相互为仇，等到有机可乘之时，再命诸军分路进攻。对于顺服者，予以宽大，抗拒者，武力镇压，恩威并用，易获功效。若舍恩用威，蹈刘深之覆辙，恐将来之忧患更甚于今日。”
天祥的奏章没得答复，他便托病辞官。
大德七年，召天祥入朝，拜为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发生地震，河东尤为厉害，朝廷下诏，征询消灾之道。天祥上章说这是因为阴阳不和，天地位置不正，而这些都是人事失宜所造成的。执政者认为这话太直，不敢转呈皇帝。
天祥自奉诏还京，时达一年之久，未曾见到皇帝以表示他忠君之心，常郁郁不乐，又不愿空领俸禄，于八年正月称病辞官而去。到了通州，中书省派人去追留。他还是不肯回朝。皇帝闻知，赐钞五千贯，派专官护送回家。九年五月，拜为中书右丞，参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五次派人送去任命诏书，他都以年老为由，不肯接受任命。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又遣使去召他回朝，他还是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辞谢。延..三年(1316)卒于家，终年八十七岁。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刘宣字伯宣，其先祖本潞州人，后由陕西移居太原。宣禀性沉静刚毅，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自幼好读书，有治理国家的大志。宣抚张德辉至河东，见刘宣，很器重他，回朝举荐任中书省官员。宣在闲暇时去听国子祭酒许衡讲解理学。后任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
至元十二年(1275)，刘宣入朝任中书省户部郎中，后改任行省郎中。随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定江南，多出谋划策。伯颜命宣回朝呈进捷报，世祖召见他，询问南征情形，宣的回答使世祖很满意，赐器物冠服以表示对他的嘉奖。
江南平定后，命宣去淘汰江淮一些无事可做的官员，他对官员去留的处理，均合公论。宣受命任松江知府，不久改任同知浙西宣慰司事。为官五年，其名声政绩都称著于世。升为江淮行省参议，再升为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至元二十三年，宣入朝为礼部尚书，其后转为吏部尚书。朝廷将要征伐交趾，宣上书劝阻，书中说：“连年征讨日本，百姓抱怨，官府烦扰，今春停止征讨，江浙军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服于中国已有若干年了，每年来朝贡，从未过期。边帅生事兴兵，交趾人逃入海岛，使我大军征讨无功，损兵折将。今又下令再征，人们听此消息，莫不恐惧。自古用兵必先看天时如何，中原平川之地，还要避暑，交广炎热瘴疠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刀。今令诸道兵马于七月会师静江，那时到了安南，病死的人一定不少，遇敌又如何应战。交趾无粮，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运，只靠人力。一夫担米五斗，除往返自食外，官仅得其半；如运十万石粮，用民夫四十万人，只供一二月之用。除军粮外，还要搬运其他军需品，总共要五六十万人。广西、湖南调度频繁，民多离散，就是每户都来服役也是不够的。何况湖广邻近交趾地方，溪洞寇盗很多，大兵一出，万一奸人乘虚作乱，难以应付。何不与交趾军中之识事体的军官，共同商议一万全之策，否则将再蹈上次征讨交趾的覆辙。”
朝廷又要东征日本，宣又上书说：“近又决定设置征东行省，再次出兵日本。这场战争关系到我国家之安危。唆都建议讨伐占城，海牙提出南征交趾，三五年内，湖广、江西供应船只、军需、粮草，官民都大受骚扰，致使广东群盗并起。我军远涉江海瘴疠之地，士卒死伤过半。交趾与我国接壤，只是一个小国，遣亲王领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被杀，自遗羞辱。而日本与我隔着海洋，相距万里，国土辽阔，非占城、交趾二国可比。如今出征，兴师动众，冒着危险，即或不遇飓风，可到彼岸，而倭国地广，人口众多，他们大军四集，我军无援，万一不利，就是再发救兵，能飞渡过去吗？隋朝伐高丽，三次大举进攻，都失败而还，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夺取数城而还，但也很后悔。而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处陆地，离我中原不远，隋唐两代尚不能征服，何况日本远在海中，与中国相离万里，又岂能征服！”世祖认为他说得有理，加以采纳。
至元二十五年，由集贤学士授行台御史中丞。当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恣意横暴，常怕台臣弹劾他的罪行，尤其忌恨刘宣。有天，御史大夫与御史中丞出建康城检阅军船，御史们都随从。有人用军船载运带草，御史张谅盘问，知行省官所派遣，便到扬州去进行核实。忙古台大怒，立即图谋报复。御史大夫之父在该郡为官，随即被弹劾。忙古台派人去建康，窥视御史台在处理御史大夫父亲中的错误。台臣知道后都害怕，暗中去向忙古台求和解，只有宣不去。忙古台更加恨他，罗织罪名将宣之子下狱，又令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员，诬告行台破坏粮食的输送，报告朝廷，必欲置宣于死地。朝廷派官员二人来审理其事，宣及御史六人都被捕。九月初一日，宣自杀。刘宣自杀前，曾把一封书信交给侄子刘自诚，其中表示他对恶势力宁死不屈的决心。另处还有一篇列举忙古台罪状的公文。读者为之悲愤。
宣自杀后，行省报告了朝廷，以为他是畏罪自杀。然宣为人忠义，注重节操，为世人所尊重。直到延..四年(1317)，其侄子自持把宣死的前因后果通过御史台上报朝廷。朝廷赠资善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彭城郡公，谥“忠宪”。
何荣祖字继先，祖籍太原。父何瑛，在金朝为官，授明威将军。金亡后迁家于广平。
荣祖体貌魁伟，额上有红色纹，如两棵树，背突出，看相的说他将来会做大官，而且长寿。何家世代为吏，荣祖也熟悉官府之事。他由中书省的一个属吏而升为御史台都事。这时阿合马当政，在其家中设立总库，收纳四方之物，而称之为“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对此进行了弹劾。阿合马知道这是何荣祖出的主意，奏请调荣祖为左右司都司，把他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不久，御史台任荣祖为治书侍御史，升为侍御史。又调任山东按察使，阿合马的阴谋未能得逞。
帖木剌思贪赃枉法，为佥事李唐卿弹劾。帖木剌思想不出对付的办法。恰巧这时济南有人告发谋反事，唐卿察觉此是诬告，把起诉人的状子烧了。帖木剌思借此事指控唐卿放纵了谋反者，于是逮捕了数十人。但此案长期不能判决。朝廷命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去审理。他们了解事情的真象后，荣祖主张判诬告之罪，祯与仁杰认为对诬告者只判失口乱言之罪，荣祖不同意。不久，荣祖调任河南按察使，祯与仁杰终以失口乱言之罪，对诬者处以杖刑，释放被株连的人，唐卿所蒙之冤得以昭雪。
平凉府报告说，有南人二十余人逃往江南，安西行省欲将此事上报朝廷，刚好荣祖来任行省参政，阻止他们上报，他认为“：何必上报朝廷，这些逃去的人都是奴隶，今闻江南已平，回去找自己家而已，可发文逮捕回来就是了。”后查明这些人果是奴隶，把他们交还给主人。荣祖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因母亲年迈，辞不赴任。又拜御史中丞，出京任山东东西道按察使。后召入朝为尚书参知政事。
桑哥专政，迫切地搜刮钱粮，人人受害。荣祖多次奏请停止，世祖不听从，畿内之民受害尤甚，荣祖又多次向皇帝报告畿内人民困苦，请求免去赋税。同僚劝他再不要去劝谏了，荣祖执意不肯，不怕违背圣上旨意，不签署有关公文。不过一月，桑哥的害民之弊为大家所共知。世祖这才想起荣祖过去所说的那些话，召他来问解救的办法。荣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在年终时对征收钱粮情形进行考核。大家都认为这办法很好，以后长期实行。朝廷赐他钞一万贯以资奖励。荣祖陈奏朝廷内外官员规则，以纠正弊病。但为桑哥所压制，不能实行。荣祖与桑哥既意见不合，便借病告假，朝廷特授荣祖为集贤大学士。不久，起任尚书右丞。
桑哥倒台后，改荣祖为中书省右丞。祖荣奏请施行《至元新格》，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他上书说“：国家财用不可不足，而天下百姓也不可不安。今管理财政的人，不顾人民之困苦，谈政治者不规划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应当任用的人总是多，而得到任用的人却总是少。总之，中书省及各部为国家基础所在，必须选拔有才干者任用。按察司虽监督一道之政务，而其职责在于清除弊端，安抚该道百姓，如果还有未做到的事，行省和行台则应派官去考核，尽量做到于政有益。”世祖深以为然。荣祖多次因年老病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朝廷诏令他不必负责具体事务，只是参预中书省商定政务，领取俸禄。不久，拜荣祖为昭文馆大学士，参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发生水旱灾害，他以此为由，请求罢职，朝廷未准。
荣祖曾奉旨定《大德律令》，此书早已完成，现在奏请诏命元老大臣审订。还未来得及颁行，因其子秘书少监何惠去世，他辞职回到广平，年七十九岁卒。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宪”。
荣祖身为大官，却租房居住，茶具是普通青瓷。皇后闻知，赐上等饮具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让他买宅添置用具，以表彰他的廉洁。其著述有《大畜》十集，还有《学易记》、《载道集》、《观物外篇》等书。
陈思济字济民，柘城人。幼读书，在同辈中以才气称著。世祖为太子时即闻其名，召入府做顾问。世祖即位，始建中书省和各部，令思济掌管朝臣的奏书。世祖认为京兆是国家重镇，命廉希宪等巡察陕西行中书省，思济同去，多出谋划策。中统三年(1262)，诏令诛王文统，召廉希宪入中书省。思济也回朝，仍掌管奏书，事无巨细，皆按章办理，深为姚枢、许衡所器重。
阿合马入中书省，其位在希宪之下，深以为耻，总是想任意行事，而希宪坚持不从。希宪离职后，省臣都惧怕阿合马，早晨集会，都不敢向前，惟独思济手持公文去见他。阿合马在希宪座位上签署，思济指出“：这不是你的座位。”阿合马怒目而视，众为他担心，而思济神色自若。授任为右司都事，随希宪巡视山东。不久召还。
至元五年(1268)，命中书省总理政务，御史台监察百官，一时官吏的降升和选拔重用、典章制度，多是由思济草拟制定的。后历任承务郎、同知高唐州事，政绩卓著，拜监察御史。阿合马设立尚书省，其权在中书省之上。陈思济、魏初等弹劾阿合马的不法行径，帝命近臣去加以查证。御史各以一些不重要的事来陈奏，只有思济厉声说道：“御史是言官，而不是为诉讼做辩护而设！”拂袖而去。授奉训大夫、沁州知州，他为政简要，不务苛刻。升中顺大夫、同知绍兴路总管府事，奉命审定刑事案件。桐庐有一囚犯，瘦弱得快死了，思济放他回家，到期来听候判决。囚犯向他拜谢道：“久闻公之名，若不早日判决，恐我性命难保。”他审阅这囚犯的档案后，认为无罪，把他释放了。转任同知两浙都转运司事，该地区官吏进行勒索，百姓承受不住国家赋役，他全部予以免除。调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母亲去世，他辞官归家守孝。
至元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浙西大水，人民啼饥号寒，而浙东仓廪充实，思济即将浙东仓中之粮运到浙西进行赈济，中书省奏报其事，世祖认可。浙东大旱，思济为民祈雨，授嘉议大夫、两淮都转运使。两淮盐课不足，思济革除奸弊，发展贸易通商，每年盐课也充足了。升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后改任池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儿威势赫赫，选取淘金户三千户，搜括民田，思济极力上书制止。后历升通议大夫、佥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大德五年(1301)冬病逝，终年七十岁。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
姚天福字君祥，绛州人。父姚居实，因避兵难而迁全家于雁门。天福幼读《春秋》，明了君臣大义。长大任怀仁县丞。至元五年(1268)，朝廷设立御史台，以天福为架阁管勾，不久即拜为监察御史。天福常在朝廷上当面弹劾权臣，世祖嘉奖他的直率，赐名巴儿思，意思是不畏强悍，如虎一般，厚加赏赐以表彰他对朝廷的忠心。天福说“：臣的职责就是弹劾臣僚们的错误。惟恐辜负了圣上给我的俸禄，怎敢再贪优厚赏赐而加重臣的罪过？”
当时，御史台有二御史大夫，意见不能统一，工作反而不好办，天福以“一蛇二首，不能寸进”的比喻，劝世祖上设一个御史大夫。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天福巡察畿内，有个朝廷派来的使臣欺压百姓，索取贿赂，天福身着便服进行调查，得其罪状，奏请朝廷将他斩首示众，豪强怕他，畏服于他。
至元十二年，朝廷废除各道按察司，天福对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说“：按察司的设立，是为了广泛听取意见，防止非常事件的发生，意义深远，不只是纠正官吏的错误而已。”大夫大吃一惊地说“：若非公提醒，几乎误了大事。”连夜入世祖卧室转奏天福的意见，世祖也明白过来，下诏恢复各道按察司。权臣对此很不高兴，降天福为朝列大夫、衡山路同知。天福辞不就任，后起任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这时，北边用兵，军饷的输送又多又急，河东人民苦于运输的力役。天福深怕人民会因此而闹事，弹劾执政者失策，奏请停止征发运输劳役。召天福入朝，拜中顺大夫、治书侍御史。
十六年，授嘉议大夫、淮西道观察使。淮甸是军事要地，屯驻在那里的将吏侵害百姓，天福一律清除，人民大喜。转任湖北道按察使，揭发省臣贪赃事数十件，报告朝廷。二十年调为山北道按察使。该地百姓不知务农，天福教导他们种庄稼，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给他建生祠祝福，刻碑文记其事绩。二十二年，入朝任刑部尚书，不久出京为扬州路总管。二十六年，再度任淮西按察使，惩处大奸一人，没收其家产。
二十八年，桑哥倒台，其党羽在平阳较多，任天福为平阳总管。他在此任上，进行清查惩处。不久拜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因其母亲年迈，辞职。三十一年，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不久又调任真定路总管，改变驿站所需财力的来源，减轻人民的负担。其办法得到朝廷认可，并广泛推行于其他各地驿站。
大德二年(1298)，授江西行省参政，因病辞职。四年，拜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使京畿地区得到很好的治理，为后来的府尹树立了榜样。六年，病卒，享年七十三岁。
许国祯字进之，绛州曲沃人。祖父许济，在金朝曾任绛州节度使，父许日严，曾任荣州节度判官。祖、父都曾以医为业。
国祯精通经史，尤其精于医术。金末，为避战火而居住于嵩州永宁县。蒙古军占领河南后，国祯回到太原。世祖在即位前，把国祯作为医生召到翰海，从此留下来掌管医药。庄圣太后有病，经国祯诊治，不久即愈。当时太后年五十三岁，赐国祯白金五十三锭。伯撒王妃患眼病，有医生用针疗，不仅没治好，反而使王妃失明，世祖大怒，要判这个医生死罪，国祯从容谏劝道：“他的罪应当处死，但考察其原因是内心紧张。如果把他杀了，以后谁敢再来医治。”世祖明白了，夸奖道：“以国祯之耿直，可做谏官。”宗王昔班多次请求将国祯拨归于他属下，世祖同意，国祯不愿意，他说：“国祯蒙殿下提拔，发誓要尽心报答，不敢再去侍奉别人。”终于未去。
世祖饮白马乳过度，得足疾，国祯奉进的药味苦，世祖不愿喝，国祯劝道“：古人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仍未服，随后足疾复发，召国祯诊治，对他说：“不听你的劝告，果然旧病复发。”国祯又进一步谏言“：良药苦口已经明白了，忠言逆耳还愿陛下多加留意。”世祖大喜，赐他七宝马鞍。
宪宗三年，国祯随大军征云南，参与机要，朝夕不离宪宗左右。九年，世祖领军围攻鄂州，俘宋人数百，诸将要把他们全部活埋，国祯极力请求止杀凶暴者，其余释放。班师时，招纳归降百姓数十万口，但严重缺粮，沿途饿倒。国祯请发蔡州所储军粮赈救。
世祖即位，根据国祯过去的功劳，授他为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至元三年(1266)，改授金虎符。十二年，升为礼部尚书。国祯曾上书建议慎重收支财赋，禁止违制的服装，公布法律，加强武备，设立谏官，建立学校，规定朝廷礼节仪式，多被采纳施行。他向朝廷举荐的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士人也敬重他。世祖对国祯说：“朕昔日出征，共度艰难的，只有卿等数人还在。”于是拜为集贤大学士，进阶光禄大夫。每次进见，世祖叫他许光禄而不呼其名，因此朝廷内外诸王大臣都称他许光禄。又升为翰林集贤大学士。终年七十六岁。当时，大臣去世，除非有大功大德之人，一般是难以得到赠谥的，而对国祯却特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宪”。后加赠推诚广德协恭翊亮功臣、翰林学士承旨、上柱国，追封蓟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