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 刘芳孙逖 芳从子懋 常爽孙景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也。父奂，齐雍州刺史，《南史》有传。肃少聪辩， 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齐，位秘书丞。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 肃自建鄴来奔。孝文幸鄴，闻其至，虚衿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 帝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所陈说，深会旨，帝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也。 肃因言萧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机，帝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 贵旧臣莫之间也，或屏左右，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 臣之际，犹孔明之遇玄德也。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肃固辞伯爵， 许之。
诏肃讨齐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等。其从肃行者，六 品已下听先拟用，以后闻；若投化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肃至义阳，频破贼军， 除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肃善抚接，甚有声称。寻征入朝，帝手诏 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 何日发汝坟也？”又诏曰：“萧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穷逾再期，蔬缊不改。有司 依礼喻解，为裁练禅之制。”
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辍膳，百寮诣阙。帝在崇虚楼，遣舍人问肃。对曰： “伏承陛下辍膳，已经三日，群臣不敢自宁。臣闻尧水汤旱，自定之数，须圣人以 济，未闻由圣以至灾，是以国储九年，以御九年之变。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 城之内微为少泽。蒸庶未阙一食，陛下辍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复情地。”帝遣 答曰：“虽不食数朝，犹然无感，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确然，死而后已。”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齐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四州诸军事，封汝阳 县子。肃频表固让，不许，诏加鼓吹一部。
初，齐之收肃父奂也，奂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二十二年平汉阳，瑶起为辅国 将军，特诏以付肃，使纾泄哀情。
孝文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会驾鲁阳。肃至，遂 与禧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 弟并敬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每谓人曰： “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陵，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 右也？”肃闻，恆降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事寻申释。诏肃尚陈留长公 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赐钱二十万、帛三千疋。肃奏：“考以显能，陟由绩 著升明退暗，于是乎在。自百寮旷察，四稔于兹，请依旧例，考检能否。”从之。
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与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 赴之。齐豫州刺史萧懿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将图寿春。肃进师讨击， 大破之，禽叔献，走萧懿。还京师，宣武临东堂，引见劳之，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封昌国县侯。寻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肃频在边，悉心抚接， 远近归怀，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简绝声色，终始廉约，家无余财。然 性微轻恌，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为言。
景明二年，薨于寿春，年三十八。宣武为举哀，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 十万、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 事。又诏曰：“杜预之殁，窆于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顾瞻斯所，亦二代之 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忠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赠侍中、司 空公。有司奏以肃贞心大度，宜谥匡公，诏谥宣简。明帝初，诏为肃建碑铭。
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 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子绍袭。
绍字三归，位中书侍郎。卒，赠徐州刺史。子迁袭，齐受禅，爵随例降。
绍弟理，孝静初得还朝，位著作佐郎。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女 及绍至寿春。宣武纳其女为夫人，明帝又纳绍女为嫔。
肃弟康，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宣武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魏， 拜中书侍郎。卒幽州刺史，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
诵字国章，肃长兄融之子。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历位散骑常侍、 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兼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崩，灵太后之立 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言制抑扬，风神竦秀，百寮倾属，莫不叹美。孝 庄初，于河阴遇害，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曰文宣。子孝康，尚书郎中。孝康 弟俊赋，性清雅，颇有文才，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诵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艺亚于诵。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 度支七兵二尚书、太常卿。出为散骑常侍、西兗州刺史。为尔硃仲远所禽，以其名 望，不害。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远洛。孝静初，位侍中。卒，敕给东园秘器，赠 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衍笃于交旧。有故人竺ＩＱ，于西兗州为仲远所害， 其妻子饥寒，衍置于家，累年赡恤，世人称其敦厚。
翊字士游，肃次兄深子也。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位中书侍郎。颇锐于荣利， 结婚于元叉。为济州刺史，清静有政绩。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 酒。卒，赠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仪同、开府记室参军。
刘芳，字伯支，彭城丛亭里人，汉楚元王交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 祖该，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长史。芳出后宋东平太守逊之。邕同刘义 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清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 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 徙为平齐人，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 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 则亻庸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至有易衣亻并日之弊，而淡然自守，不急急于 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乃著《穷通论》以自慰。常为诸僧亻庸写经论，笔迹称善， 卷直一缣，岁中能入百余疋。如此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 有南方沙门慧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微愧于心。会齐使刘缵至， 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刑产等 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
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 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辩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俄兼通直常侍， 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
王肃之来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尝宴群臣于华林，肃 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笄。”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 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 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 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 笄，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 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 经也？”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辩，疑者 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 《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 芳理义精赡，类皆如是。
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 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 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
帝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将裴叔 业入寇徐州，疆场之人，颇怀去就。帝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 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孝文崩于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兗冕。 孝文袭敛，暨乎启祖、山陵、练祭，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 令芳入授宣武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振恤之。寻正侍中， 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唐虞以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 武门。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武门左。”今之祭酒则周师氏。《洛阳记》： “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 人，教学为先。”郑氏注：“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 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臣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 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宜舛错？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见存， 仍旧营构。
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唯 以二，或尚东，或尚西，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 太学在国，四小在效。《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礼》 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 《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 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 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 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 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 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 为太旷。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 儒礼官议其定所。
从之。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然廉 清寡欲，无挠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 意也。宣武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 转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 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 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 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 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 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 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 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 《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 贾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 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 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 也，”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 “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 数九。”又云：“以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贾逵云：“西郊， 金帝少昊，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 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 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 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 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 “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 礼》：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 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 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 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 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 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 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 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 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 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此 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 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 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 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 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 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 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主之。 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无 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 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 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依 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硃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 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 “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 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 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 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 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 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 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 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 《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 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 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 证也。
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 之中而立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 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
宣武从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 子恂之在东宫，孝文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帝叹其谦慎。帝更敕芳举其宗 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孝文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 《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穀梁音》、 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 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 《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宣武不许。卒，赠镇东将军、 徐州刺史，谥文贞侯。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兗州左军府长史、司空 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 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 子峻为后。
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 交游。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子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武授弟元吉。稍迁光禄 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于显阳殿讲《孝经》， 廞为执经，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 中尚书。及孝武入关，齐神武至洛，责廞诛之。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位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 勒乡部赴兗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阵。城陷，禽送晋阳。齐神 武矜而赦之。文襄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中正，转中书舍人。时与梁和通， 骘前后受敕对其使一十六人。为司徒左长史，卒，赠南青州刺史。廞弟彧，位金紫 光禄大夫。彧子逖。
逖字子长，少聪敏。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爱交游，善戏谑。齐文襄以为 永安公浚开府行参军。逖远离家乡，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 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遇有文籍所未见者， 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
齐天保初，行定陶县令，坐奸事免，十余年不得调。其姊为任氏妇，没入宫， 敕以赐魏收。收所提携，后为开府参军。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 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中书郎李愔戏逖曰：“卢八 问讯刘二。”逖衔之。乾明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送梁主萧庄。还，兼三公郎 中。
武成时，和士开宠要，逖附之。正授中书侍郎，入典机密。时李愔献赋，言天 保中被谗。逖摘其文，奏曰：“诽谤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复 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 逖欲独擅文藻，不愿与文士同行。时黄门侍郎王松年妹夫卢士游，性沈密，逖求以 为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时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许。逖恐事露，亦不逼 焉。迁给事黄门侍郎，修国史。加散骑常侍，除假仪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国始通， 礼仪未定，逖与周朝议论往复，斟酌古今，事多合礼，兼文辞可观，甚行名誉。使 还，拜仪同三司。
及武成崩，和士开欲改元，议者各异。逖请为“武平”，私谓士开曰：“武平 反为明辅，逖作此以为公。”士开悦而从之。时士开为众口所排，娄定远同辅政， 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货，悉以饷定远。定远外任，逖不自安，又阴结斛律明月、胡 长仁以自固。士开知之，未甚信，忽于明月门巷逢之，弥以为实。初，逖名宦未达 时，欲事祖珽。珽未原，谓人曰：“我言彭城楚子，应有气侠，唯将崔季舒诗示人， 殊乖气望。”逖乃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将诉赵彦深、和士开也，先与逖谋， 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为之计。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开所嫌。寻出 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台尚书卢潜陷逖，许潜重迁。潜曰：“如此事，吾不为也。” 更戒逖而护之。后被征还，待诏文林馆，重除散骑常侍，奏门下事。未几与崔季舒 等同戮，时年四十九。所制文笔三十卷。子逸人，开府行参军。仕隋，终于洛阳令。 芳懋从子懋。
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宋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 书，识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书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轨仪，皆与参 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尚书 李平与结莫逆交。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 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
孝昭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怿 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 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 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徙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时才俊莫不痛 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泰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文笔见称于时，又 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 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 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武成西征凉土， 爽与兄士国归款军门。武成嘉之，赐士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 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 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 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 严教，奖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 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序曰：
《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 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 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 焉。
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 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 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 《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 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 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 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 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 以训门徒焉！
其《略注》行于世。
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 卒于家。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 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协律博士，孝文亲得其名，既而用之为门下录事。正始初， 招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宣武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 兄右仆射肇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帝 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奏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已付学官议正施行。尚 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
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 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 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无服文者，言其非 世爵也。今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 吏，生有趋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 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体。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 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 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
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 孙荣乂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缪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 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 谓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议罔施； 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
朝廷从之。
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 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景在枢密十有余年，为侍中崔光、卢昶、游肇、 元晖尤所知赏。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东宫建，兼太子屯骑校尉，录事 皆如故。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景为司 马。以景阶次不及，除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称之。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 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还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又以本 官兼中书舍人。后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 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 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时明帝行讲学之礼于国子 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事 毕，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以景作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景。曰：“昔咸宁 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 雍从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
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聘妻，给其资宅。聪 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 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 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受 诏议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寻进号冠军将军。阿那瑰之还国也，境上迁延，仍陈 窘乏。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阿那瑰执孚过柔玄，奔于漠北。遣尚书令李崇、 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乃令景出塞，经絺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 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进号征虏将军。
孝昌初，给事黄门侍郎，寻除左将军、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辞少卿不拜，改 授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 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行台，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 复，遣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景经洛纳，乃作铭焉。是时尚书令 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诏景诣军 宣旨劳问。还，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b 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 与幽州都督、 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贼之处， 权发兵夫，随宜置戍，以为防遏。又以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今之三长，绵是豪门 多丁为之，今求权发为兵。明帝皆从之。进号平北将军。别敕谭西至军都关，北从 卢龙塞，据此二险，以杜贼出入之路。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悉令捍塞。景遣府录 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闰，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离、 冗城、斛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二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 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 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降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 玄四州行台。
贼既南出，钞略蓟城，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 孙念恆。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军败而死。率属城人御之，贼不敢逼。洛周 还据上谷。授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 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乃遇连雨，贼众疲劳。景与都督于荣、制史王延年置兵栗 国，邀其走路，大败之，斩曹纥真。洛周率众南趋范阳，景与延年及荣破之。又遣 别将重破之于州西彪眼泉，禽斩之及溺死者甚众。后洛周南围范阳，城人翻降，执 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寻为葛荣所吞，景又入荣。荣破，景得还朝。
永安初，诏复本官，兼黄门侍郎，又摄著作，固辞不就。二年，除中军将军， 正黄门。先是参议《正光壬子历》，至是赐爵高阳子。元颢内逼，庄帝北巡，景与 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乃安慰京师。颢入洛，景乃居本位。 庄帝还宫，解黄门。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 封濮阳县子，后以例追。永熙二年，监议事。
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 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 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 太常方馁于柏谷耳。”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 祖彦、结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天平初迁鄴，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 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 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鄴。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诏特 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八年薨。
景善与人交，终始若一。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未曾见其矜吝之心。好饮 酒，淡于荣利，自得怀抱，不事权门。性和厚恭慎。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 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鉴 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性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 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 地，岳峻川渟。谁共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征，物罔同 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 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 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逾迫，正立而邪逾欺。 安有位朽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雕。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天高。夫悔未结，谁肯 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 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阙 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 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 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昼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 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 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固，立名与天壤相弊。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绮阁 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 情。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 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鉴恃 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鉴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 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雕，功业进则身迹退。如 此则精灵遂越，骄侈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 故利欲诱其性，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显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 虽縻爵帝局，焉得而宁之？虽结珮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 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 白日，耿节沉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 已哉。呜呼鉴之！呜呼鉴之！
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 传》各数十篇云。长子昶，少学识，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参 军。
论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过之。王肃流寓之士，见知一面，荣任赫然， 寄同旧列，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之所致焉。刘芳矫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识， 为世儒宗。懋才流识学，见重于世，不虚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称，景以文义见宗， 美乎。
作者：佚名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
他从小聪明，善于词辩，博览经史典籍，胸怀大志。入仕南齐，位至秘书丞。父亲王奂和他的弟兄都被齐武帝萧矦杀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王肃从建邺投奔北魏。孝文帝当时正在邺城，听说他到来的消息，衣服没有穿好就接见他，殷殷垂问。王肃言词敏捷恳切，彬彬有礼，孝文帝十分爱惜他。谈及治国的道理，他的见解完全符合孝文帝的心意，孝文帝将座位移向他的面前，说话时间很长，也不知道疲劳。王肃谈到萧齐危急败亡的征兆，认为可以乘机进攻。孝文帝听了，南图的想法更加坚定。对王肃器重礼遇，不断增加，就连亲贵旧臣也赶不上。孝文帝有时让左右的人退下，与王肃谈论到半夜也谈不完。王肃也竭尽忠心，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自己认为他就像孔明遇到刘玄德那样。不久，朝廷任他为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给开阳伯的爵位。他坚决辞掉伯的爵位，朝廷同意了。
朝廷命王肃讨伐南齐的义阳，让他招募勇壮兵丁作为心腹。如招募有功，加等奖赏；跟随王肃南征的，六品以下的官职由他先任用，再报闻朝廷；如果招抚南朝人，五品以下他可以先授予再上报朝廷。王肃到了义阳，不断打败敌军，朝廷授给他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的职衔。王肃善于交往，声望很高。不久，被征召进入朝廷，孝文帝亲手写诏书说“：见不到君子你，内心里就像醉酒一样恍惚不安，过一天有如三年一样漫长。我应该怎样慰劳你？在华林装饰好馆舍，擦干净座席等待你的到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能从汝坟那里归来呢？”
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因为久旱不雨，停止膳食。百官到朝廷问讯，孝文帝住在崇虚楼，派舍人问王肃百官的来意，王肃答道：“陛下停止膳食，已经三天，群臣心里很不安宁。我听说尧时洪涝，商汤时干旱，这是自然造成的。需要圣人拯救世道，不会因圣人招致灾难。所以，国家有九年的储备，就可以抗御九年的灾害。昨天夜晚四郊已经降雨，京城之内雨水较少。臣民们没有少吃一顿饭，而陛下您已经三天没吃一口饭，朝臣百姓人心惶惶，无地自容。”孝文帝派人对他说“：我虽然几天不吃饭，还没有什么感觉，这是我诚心未至的原因啊。我心志已定，死而后已。”这天，天降大雨。
因打败南齐将领裴叔业有功，朝廷授给他镇南将军的封号，加任都督四川诸军的职务，封为汝阳县子。王肃多次上表推辞，朝廷不允许。
孝文帝崩殂，遗下诏命，任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等人共同任宰辅，管理朝政。朝廷让他到鲁阳迎接孝文帝的灵柩。王肃到鲁阳，与元禧共同料理各种事务。从鲁阳到京城洛阳，沿途丧礼，都由他来定夺，勤勉忧劳，超过了皇亲旧戚。元禧兄弟几个都很钦佩他，上下同心协力，关系融洽。惟有任城王元澄认为他来自南齐，地位一下子超过了自己，常对别人说“：朝廷让王肃的地位超过我还可以。我的从叔广阳王，皇族宗室都很尊崇他，历任朝廷内外的要职，为什么让王肃的官职在他之上呢？”王肃听了，常常回避他。不久，被元澄弹劾，诬告他谋反，事情终被审理明白。
王肃奏报：“考绩要看才能突出，提拔要政绩显著。奖励光明，黜退幽暗，就在于此。对百官失察已有四年，请按朝廷旧例，考察他们能否胜任。”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南齐将领裴叔业献出寿春城，归顺北魏，朝廷命王肃为持节，统领江西各军军事，与彭城王元勰率领步兵十万奔赴寿春。南齐豫州刺史萧懿驻扎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扎合肥，准备夺回寿春。王肃挥军进攻，打败齐军。俘获李叔献，赶走萧懿。王肃回到洛阳，宣武帝在东堂接见并慰劳他，升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为昌国县侯。不久，又任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王肃多次到边境，尽心招抚齐将，远近的齐兵都心向往之，归附的人有如集市，很得人心。他清白廉洁，喜好施予，杜绝声色，始终节俭，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然而性情轻佻，常以功名自夸，庇护自己的缺点，称赞自己的功劳，很少推恩于部下。孝文帝也常常说到他这些缺点。
景明二年(501)，死在寿春，年仅三十八岁。
刘芳，字伯友，彭城丛亭里人，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晋时任司隶校尉。祖父刘该，刘宋时为青、徐二州的刺史。父亲刘邕，任宋的兖州长史。
刘芳的父亲刘邕因参与刘义宣的反叛，死在彭城。刘芳随伯母房氏逃到青州，被赦免。舅父元庆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的司马，被沈文秀杀害。刘芳母子入居梁邹城。慕容白曜领兵南讨青、齐，梁邹举城投降，刘芳又向北迁徙，成为平齐人，当时的年龄为十六岁。
后魏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来到京城，到李敷家求见，崔氏耻于刘芳的流离颠簸，拒不接见他。刘芳虽然处在穷困潦倒之中，而他的学业却固守正道。又聪敏过人，致力于古代典籍。白天卖字谋生，晚上诵读经书，彻夜不眠，以至于出现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的窘迫困境，而依然淡泊守志，不急于追逐功名利禄，不忧愤于贫寒卑贱，便著《穷通论》以自我安慰，他常常被和尚们雇佣抄写经卷，笔体称为上乘。每卷价值一匹细绢，每年能收入一百多匹，如此多年，颇依赖抄佛经有所积蓄，并借此与有道德学问的高僧交往。
当时，南方的和尚慧度因事被责罚，不久暴病身亡。刘芳因为知道这件事，因而被文明太后召入宫中，责打了一百鞭。太监李丰主理这件事的全过程，知道刘芳笃志苦学，颇有操行，告诉给了太后，太后对于责打刘芳心有惭愧。恰巧南齐使者刘缵到来，这是刘芳的本族兄弟，于是，朝廷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接待刘缵。又被授予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都为中书侍郎。不久，皇帝下诏命刘芳与邢产入宫教授皇太子学习经书，升任他为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他跟从圣驾到洛阳，在路途上以及回到京城，常常被皇上赐坐讲读经书。刘芳才思深沉敏捷，尤其精于经书要义；见闻广博，记忆惊人；又披览《苍雅》，更见长于音训，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分析，都准确无疑。因此，受到朝廷的礼遇一天比一天重，赏赐十分丰厚。不久，又兼任通直常侍，跟随圣驾南巡，负责记录皇帝活动的情况，很快就正式授职。
王肃来投奔北魏，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引起了朝野上下的瞩目。刘芳没有来得及和他见面。孝文帝曾在华林宴请群臣，王肃在谈话中说：“古代惟有妇女用簪插头发，男人则不用簪。”刘芳说：“根据《礼经》推究，古代男女都用簪。”王肃说“：《丧服》上称男子免冠而妇女用麻束发；丧事过后，男子戴帽子而妇女用簪。这样看来男子不应用簪。”刘芳说：“这是专门说的丧事呀。《礼经》说，刚遇到丧事，男子脱掉帽子，同时妇女用麻束发；丧事过后，男子戴上帽子，同时妇女用簪。说的都是情况变化，男人妇女采取脱帽、束发不同的方式，帽和簪不同罢了。另外，戴帽子庄重，所以超过了发簪，是相比较而说的，不是说男人不用发簪。再则，《礼经》《内则》篇说：‘子女侍奉父母，鸡刚叫，就起来给父母梳头，扎头，插上簪子。’照这种说法，男子用发簪是明白的事。”高祖听了，连连称赞他说得对。王肃也认为他的话很对，说：“这不是那个绰号叫刘石经的么？”过去汉代在太学内造三字石经，读书人文字拿不准，就到那里对正。刘芳对文字的读音和意义都辨析得很清楚，有疑难的人都向他请教，所以人们称他为刘石经。酒宴过后，刘芳和王肃一起出来。王肃拉着刘芳的手说：“我从小就留意于《三礼》，南朝的诸儒们多次一起讨论，都是持这种看法，像我前面说的那样。现在听了您的阐释，顿时消除了我平时的疑惑。”刘芳对经书精深丰富含义的理解，都有类于此。
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经朝歌，看到殷时比干的墓，悲怆痛惜，写祭文悼念。刘芳为孝文帝的祭文详加注解，写成表文呈上，文帝下诏说：“读了你的注解，内容十分富厚渊博。文章虽不同于屈原、宋玉，但内容却使张衡、贾谊惭愧。既然文雅精致，可以付印并收入书中。”下诏认为刘芳经学博洽精深，破格提拔为国子监祭酒。因母亲去世而辞去官职。
文帝征讨宛和邓，起用刘芳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跟随太尉、咸阳王元禧进攻南阳。齐将裴叔业进犯徐州，在战场上的人颇有些想去归顺齐军。孝文帝十分忧虑，任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主持徐州事务。后来又兼任侍中，跟随大军征讨马圈。孝文帝在行宫驾崩，等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刘芳亲手给他戴上丧帽。孝文帝的入殓，以及启告祖先、选择陵寝地点、祭奠礼节，丧事从始到末，都由刘芳制定。咸阳王元禧等人尊奉孝文帝的遗命，让刘芳入宫教授宣武帝经书。南徐州刺史沈陵反叛，徐州发生水灾，都是派刘芳去抚慰和赈恤。
不久，朝廷授他为侍中，祭酒、中正的官职依然和过去一样。刘芳上表说：
“凡是为国家着想的人，没有不崇尚儒学，尊奉圣道，把学校放在首位的。唐尧虞舜以前，没有典籍可作依据；周朝以来，当教师的都居住在武门。蔡氏在《劝学篇》中说：‘周代的老师居住在武门的左侧。’今天的祭酒一职则为周代的老师。《洛阳记》中说‘：国子监的校舍就在天子住的皇宫对面，太学设在开阳门外。’根据《学记》记载‘：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亲近百姓，首在教育。’郑玄注释说：在内城则聘请老师担任抚养和教育的任务，为了使公卿大臣的子弟能得以学习；外城则设有太学，配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据此看来，国学在内城，太学在外城，是很清楚的了。我认为现在既然将县治迁移至嵩山鏶水，皇城建在伊水洛河之间，皇宫政府，庵观寺院，都应恢复原来的旧址。至于国学，难道能使位置错乱？探究一下过去的情况，位置应在宫门的左侧。至于太学，原来的基础仍然存在，照旧建筑就行了。
“另外，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曾下诏设立四门博士，在京城四门设立学校。我认为，自周朝以上，学校只有两处，或者在东面，或者在西面；或者在城内，或者在城外。到了周朝，学校一般有六处：老师居住内城，太学设在城内，四所较小学校设在郊外。《礼记》上说‘：周人赡养退职的老人在学校里面，学校设在都城的四郊。’《礼记》上还有记载‘：天子设立四学，太子年少就应入学读书。’注释说：‘四学，周代四郊的学校啊。’《大戴》《保傅篇》说：‘天子入东郊的学校读书，懂得亲近百姓要用仁爱；天子入南郊学校读书，懂得上下之间要讲信用；天子入西郊学校读书，懂得选用人才贵在道德；天子入北郊学校读书，懂得笼络贵族要用官爵；天子入太学读书，向老师请教治国之道。’周代的五所学校，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据郑玄注释的《学记》上说，周代则有六所学校，郑玄的注释说：‘宫内备有老师，使皇族和公卿士大夫的子弟求学；外面则设有太学，安排有管理学校的官员。’这就是证明。汉、魏以来，不再在四郊设立学校。谨根据前代的规矩，将学校设立在都城的四门。依照王肃的注释说‘：天子在四郊设立学校，距都城五十里。’郑玄的注释，却不说远近。现在遗留下来的太学的旧址，占地宽广。四郊的学校另有校舍，与太学相距甚远，检查督促起来十分不便。考虑太学和四门设立的学校，仍过于空旷，以我的愚见，合并在一起也没有妨碍。况且现在的典章制度，大多遵循古代各朝，不知道四学的设置应不应该完全遵循古代？希望能召集负责儒学和礼仪的官员讨论一下它们所应该在的位置。”
他出任青州刺史，为政懦弱迂缓，不能禁止奸淫偷盗；然而，却清廉寡欲，不屈服于公私势力的压力。回到朝廷，讨论制定法律制度，刘芳参酌古今情况，成为制定律令的骨干。其中很多条款的增删，大多是刘芳的意见。宣武帝因为朝廷礼仪中缺漏很多，这一切制度也都委托刘芳去修正。所以，朝廷中的婚丧嫁娶一类的大事，都向刘芳咨询访问。
转为太常卿。刘芳因为设置的皇帝迎接节气的五处郊社与日月的位置，距离都城的里数，与《礼经》记载不同；另外，对主稼穑的灵星和建立政权，制定了典章制度的周公的祭祀，不应该放在太常寺。便上奏说：
“我听说国家大事，莫过于在郊外祭祀天地，在郊外祭祀的根本，其实在于审定位置。我没读完所有的经书，不能博通今古，难道能向您推荐无知妄说，任意陈奏个人的偏见？我私下认为，设置的坛祠，位置的远近，据典章制度考察，或许未必恰当，既然是我的职责所在，请允许我陈说自己肤浅的见解。
“《孟春令》上说：‘这个数字是八。’又说‘：迎春在东郊举行。’卢植说‘：东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贾逵说：‘东郊，祭祀木帝太昊，距城八里。’许慎说：‘东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郑玄《〈孟春令〉注》中说‘：天子坐在明堂内。’《礼经》上说‘：天子出城十五里去迎接新年。这大概是殷商时的礼节。周代的礼节，近郊共有五十里。’郑玄在其他注释中说：‘东郊距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迎接春神的到来，是在离城八里的郊外。’王肃说‘：东郊距城八里，是凭借木的运数。’这都是说迎春郊祭在城外八里的明确证据。《孟夏令》上说：‘这个数字是七。’又说‘：在南郊迎接夏神的到来。’卢植说：‘南郊，是距城七里的郊外。’贾逵说‘：南郊，由火帝主宰，距城七里。’许慎说‘：南郊，是指距城七里之外的地方。’郑玄说‘：南郊距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社，是距都城七里的郊外。’王肃说：‘南郊距都城七里，是凭借火的数运。’这又是南郊的距城七里的确凿证据。《中央令》中‘这个数字是五。’卢植解释说：‘中郊，是距城五里的郊外。’贾逵说‘：中间的祭坛是祭祀黄帝位置，加上南郊，所以说祭祀五帝在四处郊外进行。’郑玄解释说‘：中郊，在于城西南的未地，距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的距都城五里的证据。《孟秋令》上说‘：这个数字是九。’又说‘：迎接秋神在西郊。’卢植解释说‘：西郊，在距城九里的郊外。’贾逵说：‘西郊，是祭祀金帝少昊，距都城九里。’许慎说：‘西郊，在距离都城九里的郊外。’郑玄说‘：西郊距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是距都城九里的郊外。’王肃说‘：西郊距都城九里，是凭借金的运数。’这些又都是说西郊距都城九里的真实证据。《孟冬令》上说：‘这个数字是六。’又说：‘迎冬神在北郊进行。’卢植解释说：‘北郊，是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贾逵说：‘北郊，专门祭祀水帝颛顼，距都城六里。’许慎说：‘北郊，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郑玄说：‘北郊距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是距都城六里的郊外。’王肃说：‘北郊距城六里，是凭借水的运数。’这些都是北郊距都城六里的真实证据。宋氏的《〈含文嘉〉注》说：‘《周礼》规定，王畿内千里之地分成二十份，其中一份的数字就是近郊。近郊距都城五十里，多一倍就为远郊。迎接天子的瑞气都在近郊。汉代不设王畿，则以它的方位数为郊祭的位置。所以，东郊距城八里，南郊距城七里，西郊距城九里，北郊距城六里，中郊在城西南的未地五里。’《祭祀志》上说‘：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设郊坛祭祀。参照西汉孝平帝元始年间的旧例，北郊坛设在洛阳城北四里的地方。’这又是汉代南、北祭位置的确凿证据。现在地址一定在这些地方。至于郊祭距城三十里的说法，既与郑玄援引的商、周两代郊祭位置的依据相违背，又与汉、魏两代成例相抵触。凡是都城以外的地方都叫郊区。现在计算四郊的范围各以四座城门的位置为起点，里程依据以上所说。
“《礼经》上说，朝拜太阳和月亮都在东门和西门外。现在祭日坛和祭月坛的位置，距都城的东部和西部，各有三十里路，我认为这未必实在。《礼经》又说：‘祭太阳在坛上，祭月亮在坑穴内。’现在，营造一如过去。《礼仪志》上说：‘建造高..祠在城市的南面。’不说具体的里数，所以，今天仍按过去的规定。
“祭祀主稼穑的灵星本来不是礼仪规定的事，从汉初开始，专门有祈田的活动，都由郡县进行。《郊祀志》上说：‘汉高祖五年，颁布诏书，书于史册，让天下建立灵星祠，祭品用牛、羊、猪，县和邑的令和长亲自到祠堂祭祀。’《晋祠令》上说‘：郡、县、国三级建社稷祠和先农祠，县一级再建灵星祠。’这些都是灵星祠建立在全国所有县的确凿证据。祭祀周公的庙宇所以特别在洛阳的原因，是因为他建成了洛邑城，所以在洛阳城世代不断受到隆重的祀典，人们借此表彰他的功勋。伯夷和叔齐的庙宇，世世代代成为洛阳城内的神祠。现在一起移至太常寺，恐怕违背了原来建祠的本意。天下这类事情很多，都应当命各郡县修理，好让众人祈祷求福。我私下认为太常寺所负责的郊坛庙宇自然有一定的规定，不宜随意掺杂个人意见。如果轻率地妄加营造，则不免会祠宇太多、祭礼过滥。周公祠和伯夷叔齐祠究竟设在太常寺，还是设在洛阳城内，最关联国家一体的大事，然而贵在考察它们的根本。
“我以庸陋低下的才能，错误地占有现在的职位，检括考证了过去的典章制度，广泛地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既然没有异端邪说，认为勉强可以作为实行的依据。现在正值隆冬，公务较少，田野罄尽，农夫闲暇，迁移郊外祭坛，较为方便。”
朝廷下诏说“：所上奏议都有明确的依据，但是，前朝设置已经很久，可仍按旧制。”
原先孝文帝在代都命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王秀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钟磐和金、石、丝、竹等一类的乐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便上书请求让尚书仆射高肇和他共同管理这件事。宣武帝下诏让刘芳和他们共同主理。刘芳上表说，礼乐事关国家大事，不能擅行决断。如果不是博采公卿大臣的意见，广泛征集高才博学的读书人的建议，讨论其中的得与失，明辨是与非，就无法写进典籍，成为不朽的范式。建议被朝廷采纳，数旬之间，朝臣多次议论。当时公卿大臣都认为公孙崇专门负责礼乐已经很久，不应该有谬误，所以都一言不发。刘芳便引经据典，搜求过去的文献，与公孙崇互相质疑问难，持论都有确凿证据，认为长短优劣，各有差别，不符合范例。公孙崇虽然应酬解答，但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自己不能明白。尚书将事情奏给宣武帝，便下诏委任刘芳另外考证制度。于是，学者们全都向他归服膜拜。
刘芳因祭祀土地和谷物的祠庙内没有种树，又上疏说：
“按照《合朔仪》的注释：太阳如有变化，就用红色丝线结成绳子，在神社中的树上缠绕三圈。而现在神社内没有种树。另外，《周礼》中说大司徒的职责是：建造社稷内祭坛四周的矮墙，并立上田祖的神位，各用神社内种植的树木去做。郑玄解释说：‘做神位合适的树木，比如松、柏、栗一类。’这便是一个证明。再据《小司徒》《封人》篇谈封人的职责说‘：负责掌管设立君主祭坛四周的围墙，并装上门、栽上树。’郑玄注释说：‘这里不谈祭谷神的稷的原因，是因为天子在社内主持对土地神的祭祀，祭谷神的稷，是祭土地神社的分支。’这又是一个证明。另外，《论语》上说：‘哀公向宰我询问有关土地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后氏在社内种植松树，殷商时的人种植柏树，周代的人种植栗树。’这是根据土地情况确定的，因而，又是第三个证明。再则，《白武通》上说：‘社和稷内之所以要种植树木，为什么呢？是为了尊奉它，让人能看见它，使人一看就尊敬它，又能表彰土地神和谷神的功勋。’根据这种说法只可以解释在社与稷内种树的，却不谈种树与不种树，这是第四个证明。这里说的‘社、稷中为何有树’，然而，祭祀谷神的祠宇中有树是很明白的事。另外，《五经通义》上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其中的规定如何？’回答说‘：都只有围墙而无房屋，中间栽上树木。有树木的原因，是说土上能生长万物，万物没有超出树木的，所以种植树木啊。’这是第五个证明。这些告诫足可以解释社稷中种树的原因。此外，《五经要义》还说‘：祭祀土地神的社中一定栽种树木。’《周礼》中《司徒》篇解释司徒的职责说：‘将树分发给各社栽种，各在那里的土地上生长。’《尚书》《逸篇》说‘：太社内只种松树，东社内只种柏树，南社内只种梓树，西社内只种栗树，北社内只种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明。”这又是太社以及四方的社中种树有区别的证明。再看各家画的《礼图》，社稷图中都画有树，惟有诫社和诫稷中没有树，这又是第七个证明。
“虽然辨清了社稷中有树木的依据，但是，还没有弄清楚栽种的是什么树木。据《论语》中说：‘夏后氏种的松树，殷人种的柏树，周人种的栗树。’可见各代都不相同。而《尚书》《逸篇》中却说‘：太社内种的只有松树。’这样看来，同一朝内建立的社也各不相同啊。我认为应该栽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逸书》上说：‘太社内只种植松树。’现在种植松树，不考虑会违背成礼。惟有祭祀谷神的稷中种什么树找不到现成的依据。稷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能离开松树吧。”
宣武帝听从了刘芳的意见。
刘芳沉毅静雅，端方正直，节操高洁，对于经典及阐释经典的著作大部分都很精通，孝文帝对他尤为器重，动辄向他询问。太子元恂住在东宫，孝文帝想为他聘纳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女儿的年龄相貌都不相宜而拒绝，孝文帝叹服他的谦虚谨慎。孝文帝让刘芳举荐他们宗室的女儿，刘芳举荐他的同族兄弟之子刘长文的女儿，孝文帝为元恂聘定了她，与郑懿的女儿为左右两位王妃。
崔光与刘芳有中表亲戚的关系，每遇到事情都向刘芳征询请教。刘芳编撰郑玄所注释的《周官·礼仪音》、干宝所注的《周官音》、王肃所注的《尚书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宁所注的《谷梁音》、韦昭所注的《国语音》、范晔的《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将中书监的职务让给刘芳，宣武帝不允许。
去世后，赠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文贞侯。
刘逖，字子长，从小聪明敏捷，喜好骑马射猎，及时行乐，喜欢交游，善于戏谑。齐文襄帝高澄任他为永安公高浚的开府行参军。刘逖离别家乡，疲倦于逆旅生活，便发奋自强，专心读书。晋阳是一方都会，各方人士聚集，都喜欢吃饭饮酒。在宴会上，刘逖仍手不释卷，遇到有没见过的文章，则终日诵读，有时通夜不回家。他也留心文章，颇工于写诗。
齐天保初年，刘逖任定陶县令，因事获罪，十多年没有升迁。他的姐姐原为任氏的媳妇，被籍没入宫，朝廷又将她赐给魏收。刘逖被魏收提携，才升为开府参军。文宣帝驾崩，文士们一起作车免歌，杨遵彦负责选择。选用了员外郎卢思道的八首、刘逖的二首，其他人多的也不过三四首。中书郎李..嘲笑刘逖说“：卢八向刘二请教。”刘逖因此记恨在心。
武成帝时，和士开很受重用，刘逖依附他。被授予中书令，参与朝廷的机密大事。这时，李..给朝廷献赋，说自己在天保年间被别人进谗的事。刘逖摘取他文章中的个别语句，奏给朝廷，说他“诽谤先朝，犯了大不敬的罪”。武成帝恼怒，对李..痛加鞭打。刘逖为报了前仇感到高兴，说：“打了两槌，抽了一百鞭，这滋味哪里比得上叫我刘二的时候？”
不久，兼任散骑常侍，被聘为出使南陈的使者。刘逖想独擅文章，不想让文学博达之士与他同行。当时，黄门侍郎王松年的妹夫卢士游性情沉稳细密，刘逖请求让他作副手。再则，刘逖的姐姐在魏收家，魏收这时已获罪流放，刘逖因而想将姐姐嫁给卢士游，士游不同意。他怕事情暴露，因而不敢逼迫士游。
刘逖又迁任给事黄门侍郎，修撰国史。又加封为散骑常侍，授予假仪同三司，作为出使周朝的副使。齐、周两国刚开始交往，礼仪没有确定。刘逖与周朝多次反复讨论，参照古今礼制，事情大多符合礼仪。加上他文章优美，因而，赢得很高的荣誉。
武成帝驾崩，和士开想修改新帝的年号，朝臣们议论不一。刘逖请求改年为“武平”，私下里对和士开说：“武平这个年号表面上为了朝廷，实际上是为了您哪！”士开十分高兴地采纳了。当时，和士开被朝臣们一致反对。娄定远与他一同辅助朝政，刘逖又依附了娄定远，并将出使得到的西部国家的财货，都送给了定远。定远被朝廷调出京城任外职，刘逖又惶恐不安，暗中交结权臣斛律明月、胡长仁以巩固自己的位置。和士开知道了，不敢相信。有一次，忽然在斛律明月家门前的巷子里碰见了刘逖，才信以为真。开初，他的官职没有提升时，想巴结祖王廷，祖王廷不喜欢他，对别人说：“我只说这个彭城的楚元王的后代应该很有气节，却只将我的好朋友崔季舒的诗拿来让别人看，实在与他的声望相违背。”刘逖便设法替自己的弟弟娶了祖王廷的女儿做妻子，所以，他借此密切了同祖王廷的关系。祖王廷有什么事要告诉赵彦深、和士开，往往先与刘逖商量，刘逖听后赶快告诉给他们两个，所以，这两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祖王廷因事被朝廷黜退，刘逖赶快让他的弟弟将妻子休掉。这样，他才解除了和士开的疑忌。不久，刘逖被调出朝廷，任仁州刺史。祖王廷要行台尚书卢潜陷害他，答应提升卢潜的官职。卢潜说：“这种事，我不能干。”他还告诫刘逖要保护自己。
以后，刘逖又回到朝廷，在文林馆任职，被授予散骑常侍。不久，因事与崔季舒等一同被杀，时年四十九岁。
常景，字永昌，从小聪明过人，开始读《论语》、《毛诗》，老师教一遍他就会读。长大后才思敏捷，好写文章。廷尉公孙良举荐他为律博士。文帝亲自看到他的名字，不久，任他为门下录事。正始初年，朝廷召集尚书、门下两省官员在金墉中书外省考察和讨论律令，让常景参与评议。宣武帝的舅舅、护军将军高显去世，他的哥哥、右仆射高肇请常景和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每人各写一篇碑铭，一起呈送给宣武帝，宣武帝交给侍中崔光评论，崔光认为常景的名望地位在其他人之下，而碑文在他们之上。便把常景写的墓志铭刊刻在石碑上。
高肇娶了平阳公主，不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让公主以大臣去世的礼制办丧事，意见交给学官讨论施行。尚书征询常景的意见，他认为妇人没有管理国家的道理，家庭的礼制中，不应该让她们享有大臣的待遇。朝廷同意他的意见。
常景在门下省做官多年，一直没有升迁。他便以蜀地的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位贤才，都很有才干而没有得到重要的官职，寄托自己的心情而赞美他们。
原先，太常刘芳与常景等一起撰写朝廷的律令，没有颁行。又整理典章制度，大多属于重新创立，也没有成功。刘芳去世，常景完成了这两件事。宣武帝驾崩，朝廷召他进京。重新修订礼仪制度，封他为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衔，又以本官的职务兼中书舍人职。当时，灵太后下诏按照汉代阴、邓两太后的旧例，要亲自到皇帝家庙祭祀，与皇帝一起献祭。常景根据典章制定制度，朝廷十分赞同。
正光初年，明帝在国子寺行讲学的礼节，司徒崔光讲解经书。朝廷令常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为录义。事情结束，又举行释奠的礼节，朝廷命百官作释奠诗，以常景写的最好。
开初，北魏平定南齐以后，光禄大夫高聪迁到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他娶妻，给他财产房屋。高聪后来为高允立碑，常夸耀说“：我用这篇碑文报答恩德就很满足了。”常景赏识高允的才能器识，为他写了一篇《遗德颂》。司徒崔光听说后拿来阅读，寻思很久才说：“高聪平日自夸其文，以为可以报答高允的恩德。今天读了常景的这篇颂，高聪不能再专擅其美了。”不久，他被晋封为冠军将军。
常景从小到老，常居官位，清廉自守，不经营家产。至于衣食，够用就行了。喜好经史，爱读文章词赋。如果遇到没有见过的书，总要想方设法弄到手。如果购买书，从不问价钱高低，一定以得到为目的。友人刁整常对他说“：你以有清纯的道德自居，不置买家产，虽然节俭之风值得表彰，但是你将靠什么生活呢？恐怕你会像西晋专事写作，不问生计的太常卿挚虞那样最终饿死在柏谷啊。”他与卫将军羊深都因同情常景的贫困，便同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毕义显等各捐钱一千文，为常景买了一匹马。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四十万户官民狼狈上路，朝廷征集百官的马匹，尚书丞和郎官以下不是陪从圣驾的，一律骑驴。齐神武帝高欢因常景清贫，特拨给他四辆牛车，他一家老小才到达邺都。
常景善于与人交往，对人始终如一，和他来往的人都佩服他的深远宽阔的器度，不曾看见他骄矜吝啬的表现。他喜欢饮酒，淡薄于名利，有自己的抱负，不结交权门，性情温和宽厚，恭敬谨慎。每次读书，遇到有益的规劝，便将古代可以借鉴的事画成图像，写下赞文，说：
“《周雅》中说：‘天虽然高阔，人们仍不敢不弯着身子；地虽然浑厚，人们也不敢不小步走路。’有一位朝隐大夫以这句话为借鉴，便小心谨慎地说：‘道德丧失则性情混乱，利心过重则人品轻贱。所以，处世平和则所遇顺畅，可以名著册籍；谨慎认真，可以长留青史。’真可信哪，文人写的这些辞赋，文词隐晦而道理明白。向上仰看，可见天高无限广远；向下俯视，可测大地上的峻岭山川。谁能够拥有道德，就会无私无畏；谁能去实践，就不会遭遇挫折。唉呀，惟有地最厚了，还竞竞竞竞以求。无边无际的功名利禄，谁能认识它的好处？拼搏又不能得到，听又无法听到。所以，地位显赫就要警戒，地位低卑就追求急迫。追求官位，会招致别人的攻击；追求过高的声望，往往从这里开始。一举一动，都陷在利禄中；一言一行，都纠缠在无休止的是非之中。或者求得了名利而欲壑难填，或私欲已经满足而新的欲望重又产生。所以，地位逾高而处境逾窘迫，正道逾树立而邪气逾要侵欺。哪有官位极高而危险不降临，邪恶嚣张而正气不会把它摧垮的道理？所以，在宦海和名利场中，悔恨积得比地还厚；灾难垒得比天还高。
“淡薄于名利的君子就不是这样。身心舒展则胸怀宽广，看到自己要沉溺名利就设法摆脱。赏赐很厚而不去争抢，封给官爵而不惑乱。功名已成，仍守善如初；没有失败，就担心罪过产生。
“而那些痴迷于名利的人看见身居官位可倚仗权势，想利用权位获取荣誉。见坚守正道可以修身养性，想把持正道以博取名声。不追求名声，然后名声才可获得，难道矫情守道能够使声名远播？忧虑危险，然后才能保证安全，难道靠虚假地守道就能保证自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