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澄 汪俊(弟伟) 吴一鹏 朱希周 何孟春 丰熙(子坊) 徐文华薛蕙(胡侍 王禄 侯廷训)
毛澄，字宪清，昆山人。举弘治六年进士第一。授修撰。预修《会典》成，进右谕德，直讲东宫。武宗为太子，以澄进讲明晰称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赐。武宗立，进左庶子，直经筵。以母忧归。正德四年，刘瑾摘《会典》小疵贬诸纂修者秩，以澄为侍读。服阕还朝，进侍讲学士。再迁学士，掌院事，历礼部侍郎。十二年六月拜尚书。
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瓒、顾清等疏请还宫。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频疏谏，悉不报。明年正月，驾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请用常服，不许。七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统六师巡边。遂幸宣府，抵大同，历山西至榆林。澄等屡疏驰谏。至十二月，复偕廷臣上疏曰：“去岁正月以来，銮舆数驾，不遑宁居。今兹之行，又已半岁。宗庙、社稷享祀之礼并系摄行，万寿、正旦、冬至朝贺之仪悉从简略。腊朔省牲，阙而不行，遂二年矣。岁律将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边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处重城，食厚禄，仰思圣体劳顿，根本空虚，遥望清尘，忧心如醉。伏祈趣驾速还，躬亲稞享，宗社臣民幸甚。”不报。十四年二月，驾甫还京，即谕礼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遣往两畿，瞻东岳，奉安圣像，祈福安民。”澄等骇愕，复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业，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号。今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号者，陛下也。不知受此号者何人？如以皇储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则遣使走币，足将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献宝香，如佛、老所为哉？”因历陈五不可。亦不报。
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驻跸留都者逾岁。澄屡请回銮。及驾返通州，用江彬言，将即赐宸濠死。澄据汉庶人故事，请还京告郊庙，献俘行戮。不从。中官王堂镇浙江，请建生祠；西番阐化王使者乞额外赐茶九万斤。澄皆力争，不听。王琼欲陷彭泽，澄独白其无罪。
武宗崩，澄偕大学士梁储、寿宁侯张鹤龄、驸马崔元、太监韦霦等迎世宗于安陆。既至，将谒见，有议用天子礼者。澄曰：“今即如此，后何以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世宗践阼甫六日，有旨议兴献王主祀及尊称。五月七日戊午，澄大会文武群臣，上议曰：“考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时大司空师丹以为恩义备至。今陛下入承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继兴王后，袭兴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后，是为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王伯而不名。范镇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于义未当。’乃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议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议。
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复会廷臣上议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兴献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继大统，奉祀宗庙，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厚炫主兴献王祀。至于称号，陛下宜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以宋程颐之说为可据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名。今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大王’，又自称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复有所议。”因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帝不从，命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澄乃复会廷臣上议曰：“臣等会议者再，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者，明大统之尊无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则凡为陛下伯、叔诸父皆莫能与之齐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则天下诸王皆莫得而并之矣。兴献王称号既定，则王妃称号亦随之，天下王妃亦无以同其尊矣。况陛下养以天下，所以乐其心，不违其志，岂一家一国之养可同日语哉。此孔子所谓事之以礼者。其他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宋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于此。”并录上魏明帝诏书。当是时，帝锐意欲推崇所生，而进士张璁复抗疏极言礼官之谬。帝心动，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议。澄等乃复上议曰：“先王制礼，本乎人情。武宗既无子嗣，又鲜兄弟，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中。是武宗以陛下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寿，无可疑矣，可复顾私亲哉？”疏入，帝不怿，复留中。
会给事中邢寰请议宪庙皇妃邵氏徽号，澄上言：“王妃诞生献王，实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统，则宜考孝宗，而母慈寿太后矣。孝宗于宪庙皇妃宜称皇太妃，则在陛下宜称太皇太妃。如此，则彝伦既正，恩义亦笃。”疏入，报闻。其月，帝以母妃将至，下礼官议其仪。澄等请由崇文门入东安门，帝不可。乃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帝又不可。澄等执议如初。帝乃自定其仪，悉由中门入。
时尊崇礼犹未定，张璁复进《大礼或问》，帝益向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采舆论以闻。澄等知势不可已，谋于内阁，加称兴王为‘帝’，妃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尽于前议。兹欲仰慰圣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无悖乎义，则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于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寿皇太后旨加兴献王号曰“兴献帝”，妃曰“兴国太后”，皇妃邵氏亦尊为“皇太后”，宣示中外。顾帝虽勉从廷议，意犹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复传谕加称皇帝。内阁杨廷和等封还御批，澄抗疏力争，又偕九卿乔宇等合谏，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宁宫后三小宫灾。澄复以为言，会朝臣亦多谏者，事获止。
澄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复力请，乃许之。舟至兴济而卒。
先是，论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荫锦衣世指挥同知，力辞不受。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
汪俊，字抑之，弋阳人。父凤，进士，贵州参政。俊举弘治六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正德中，与修《孝宗实录》，以不附刘瑾、焦芳，调南京工部员外郎。瑾、芳败，召复原官。累迁侍读学士，擢礼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转吏部左侍郎。
时议兴献王尊号，与尚书乔宇、毛澄辈力争。澄引疾去，代者罗钦顺不至，乃以俊为礼部尚书。是时献王已加帝号矣，主事桂萼复请称皇考。章下廷议。三年二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议曰：“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今陛下为武宗亲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谓与人为后，而灭武宗之统也。《仪礼》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汉宣起民间，犹嗣孝昭。光武中兴，犹考孝元。魏明帝诏皇后无子，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孰谓入继之主与为人后者异也。宋范纯仁谓英宗亲受诏为子，与入继不同，盖言恩义尤笃，尤当不顾私亲，非以生前为子者乃为人后，身后入继者不为人后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为之子，安得复为立后。’臣等谓陛下自后武宗而上考孝宗，非为孝宗立后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继其统。’臣等谓陛下既称武宗皇兄矣，岂必改孝宗称伯，乃为继其统乎？又言‘礼官执者不过前宋《濮议》’。臣等愚昧，所执实不出此。盖宋程颐之议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故所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称，统绪所系，若其无别，斯乱大伦。’殆为今日发也。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议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张璁、席书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谕曰：“朕奉承宗庙正统，大义岂敢有违。第本生至情，亦当兼尽。其再集议以闻。”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请加“皇”字，以全徽称。议上，复留十余日。至三月朔，乃诏礼官，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择日祭告郊庙，颁诏天下。而别谕建室奉先殿侧，恭祀献皇。俊等复争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以礼抑情者也。然兴献帝不得迎养寿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兴国太后于大内，受天下之养，而尊祀兴献帝以天子之礼乐，则人子之情获自尽矣。乃今圣心无穷，臣等敢不将顺，但于正统无嫌，乃为合礼。”帝曰：“朕但欲奉先殿侧别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养藩邸，祖宗朝无此例，何容饰以为词。其令陈状。”俊具疏引罪。用严旨切责，而趣立庙益急。俊等乃上议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帝不纳，而令集廷臣大议。俊等复上议曰：“谨按先朝奉慈别殿，盖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附葬初毕，神主无荐享之所而设也。当时议者，皆据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为本生立庙大内，则从古未闻。惟汉哀帝为定陶恭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哀帝不听，卒遗后世之讥。陛下有可以为尧、舜之资，臣等不敢导以衰世之事。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俟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献飨，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亦足伸陛下无穷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再议，俊遂抗疏乞休。再请益力，帝怒，责以肆慢，允其去。召席书未至，令吴一鹏署事。《明伦大典》成，落俊职，卒于家。隆庆初，赠少保，谥文庄。
俊行谊修洁，立朝光明端介。学宗洛、闽。与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说。学者称“石潭先生”。
弟伟，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检讨。与俊皆忤刘瑾，调南京礼部主事。瑾诛，复故官。屡迁南京国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诸生请幸学，不从。江彬矫旨取玉砚，伟曰：“有秀才时故砚，可持去。”俊罢官之岁，伟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数争“大礼”，又伏阙力争。及席书、张璁等议行，犹持前说不变。转官左侍郎，为陈氵光劾罢，卒于家。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迁庶吉士，授编修。户部尚书周经以谗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刘瑾出诸翰林为部曹，一鹏得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瑾诛，复为侍讲。进侍讲学士，历国子祭酒、太常卿。并在南京。母丧除，起故官。
世宗践阼，召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数与尚书毛澄、汪俊力争“大礼”。俊去国，一鹏署部事，而帝趣建献帝庙甚亟。一鹏集廷臣上议曰：“前世入继之君，间有为本生立庙园陵及京师者。第岁时遣官致祀，寻亦奏罢。然犹见非当时，取议后代。若立庙大内而亲享之，从古以来未有也。臣等宁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礼于天下后世。今张璁、桂萼之言曰‘继统公，立后私’。又曰‘统为重，嗣为轻’。窃惟正统所传之谓宗，故立宗所以继统，立嗣所以承宗，统之与宗初无轻重。况当我朝传子之世，而欲仿尧、舜传贤之例，拟非其伦。又谓‘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臣等历稽前古，未有神主称‘皇伯考’者。惟天子称诸王曰‘伯叔父’则有之，非可加于宗庙也。前此称本生皇考，实裁自圣心。乃谓臣等留一皇字以觇陛下，又谓‘百皇字不足当父子之名’，何肆言无忌至此。乞速罢建室之议，立庙安陆，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报曰：“朕起亲藩，奉宗祀岂敢违越。但本生皇考寝园，远在安陆，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尔等欺朕冲岁，党同执违，败父子之情，伤君臣之义。往且勿问，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尽朕岁时追远之情。”时嘉靖三年四月也。
顷之，一鹏极陈四方灾异，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间天鸣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电雨雹十八，暴风、白气、地裂、山崩、产妖各一，民饥相食二。非常之变，倍于往时。愿陛下率先群工，救疾苦，罢营缮，信大臣，纳忠谏，用回天意。”帝优诏报之。逾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为观德殿，遂命一鹏偕中官赖义、京山侯崔元迎献帝神主于安陆。一鹏等复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自寝园迎主入大内者。此天下后世观瞻所系，非细故也。且安陆为恭穆启封之疆，神灵所恋，又陛下龙兴之地，王气所钟。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业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纳群言，改题神主，奉安故宫，为百世不迁。其观德殿中别设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则本生之情既隆，正统之义亦尽。”奏入，不纳。一鹏乃行。虑使者为道途患，疏请禁约，帝善其言而戒饬之。
比还朝，则廷臣已伏阙哭争，朝事大变，而给事中陈氵光讠寿张尤甚。一鹏抗疏曰：“大礼之议断自圣心，正统本生，昭然不紊。而氵光妄谓陛下诞生于孝宗没后三年，嗣位于武宗没后二月，无从授受，其说尤为不经。谨按《春秋》以受命为正始，故鲁隐公上无所承，内无所受，则不书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遗诏，奉昭圣之懿旨，正合《春秋》之义。而氵光谓孰从授受，是以陛下为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惩艾，无以杜效尤之渐。”不听。
其年九月，一鹏以本官入内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实录》成，进尚书，领职如故。寻以省墓归，还朝仍典诰敕。未几，出理部事。前此典内阁诰敕者，皆需次柄政。而张璁、桂萼新用事，素衔一鹏异己，乃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诸大臣王琼等不职，一鹏与焉，遂乞致仕。给廪如故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子子孝，湖广参政。
朱希周，字懋忠，昆山人，徙吴县。高祖吉，户科给事中。父文云，按察副使。希周举弘治九年进士。孝宗喜其姓名，擢为第一。授修撰，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刘瑾摘修《会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实录》成，复官。久之，进侍读学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阅五年，召为礼部右侍郎。
时方议“大礼”，数偕其长争执。会左侍郎吴一鹏奉使安陆，尚书席书未至，希周独理部事。而帝方营观德殿，令协律郎崔元初习乐舞生于大内。太常卿汪举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内教习。希周上言：“太常乐舞有定数，不当更设。”帝不从。举复争，帝责其妄议。而是时张璁、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请去本生之号。帝悦从之，趣礼官具上册仪。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东等疏谏曰：“陛下考孝宗、母昭圣三年矣，而更定之论忽从中出，则明诏为虚文，不足信天下，祭告为渎礼，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贬词也，不妨正统，而亲之义寓焉。何嫌于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议。”时群臣谏者甚众，疏皆留中，遂相率诣左顺门跪伏。希周走告诸阁臣曰：“群臣伏阙，公等能坐视乎？”亦偕群臣跪伏以请。帝闻，大怒，命希周与何孟春等俱待罪，而尽系庶僚于诏狱。明日，上章圣皇太后册文，希周及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俱不赴。帝怒，责陈状。希周等伏罪，复严旨谯责乃已。而是时庶僚系狱者犹未释，希周上言：“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献皇帝神主将至，必百官斋迎，乃克成礼。乞早宽缧絏，用襄大典。”不纳。“大礼”遂自此定矣。
其明年，由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六年，大计京官，南六科无黜者。桂萼素以议礼嗛希周，且恶两京言官尝劾己，因言希周畏势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实无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诛责之，尤不可。且使举曹皆贤，必去一二人示公，设举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责乎？”因力称疾乞休。温旨许之，仍敕有司岁给夫廪。
林居三十年，中外论荐者三十余疏，竟不复起。性恭谨，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赠太子少保。濒殁，属诸子曰：“他日倘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讳。”乃避“文”，谥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云南按察司佥事。父说，刑部郎中。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第弘治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言官庞泮等下狱，疏救之。诏修万岁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役军九千人，计费百余万。抗疏极谏。清宁宫灾，陈八事，疏万余言。进员外郎、郎中，出理陕西马政，条目毕张。还，上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正德初，请厘正孔庙祀典，不果行。出为河南参政，廉公有威。擢太仆少卿，进为卿。驾幸宣府，驰疏谏。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讨平十八寨叛蛮阿勿、阿寺等，奏设永昌府，增五长官司、五守御所。录功，荫一子，辞不受。
世宗即位，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为吏部右侍郎。会苏、松诸府旱潦相继，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没田庐人畜无算。孟春仿汉魏相条奏八事，帝嘉纳焉。寻进左侍郎。尚书乔宇罢，代署部事。
先是，“大礼”议起。孟春在云南闻之，上疏言：
臣阅邸报，见进士屈儒奏中请尊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犹未奉俞命也。
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统，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载史册。宣帝不敢加号于史皇孙，光武不敢加号于南顿君，晋元帝不敢加号于恭王，抑情守礼。宋司马光所谓当时归美，后世颂圣者也。哀、安、桓、灵乃追尊其父祖，犯义侵礼。司马光所谓取讥当时，见非后世者也。《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二斩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继大宗则杀其服，而移于所后之亲，盖名之不可以二也。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
今者廷臣详议，事狱未决，岂非皇叔考之称有未当者乎？抑臣愚亦不能无疑。《礼》，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无世叔考、世叔妣之说。今欲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古典何据？宋英宗时有请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谬。然则皇叔考之称，岂可加于兴献王乎？即称皇叔父，于义亦未安也。经书称伯父、叔父皆生时相呼，及其既殁，从无通亲属冠于爵位之上者。然则皇叔父之称，其可复加先朝已谥之亲王乎？臣伏睹前诏，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诚于献王称皇叔，如宋王珪、司马光所云，亦已惬矣。而议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传至孝宗，孝宗传之先皇帝，特简陛下，授之大业。献王虽陛下天性至亲，然而所以光临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贻也。臣故愿以汉宣、光武、晋元三帝为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号，非臣所愿于陛下也。
及孟春官吏部，则已尊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继又改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从初诏，皆不省。于是帝益入张璁、桂萼等言，复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气，列上礼官欺妄十三事，且斥为朋党。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谓‘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迩者，大礼之议，邪正不同。若诸臣匡拂，累千万言，此所谓逆于心之言也，陛下亦尝求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托将顺之说，招徕罢闲不学无耻之徒，荧惑圣听，此所谓逊于志之言也，陛下亦尝求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难入也。”遂发十三难以辨折璁，疏入留中。
其时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各具疏争，并留中不下，群情益汹汹。会朝方罢，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复相号召。于是九卿则尚书献民及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瓒、陈霑，少卿徐文华及张缙、苏民、金瓒，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禬，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则掌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杨维聪、姚涞、张衍庆，编修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釴、王相、应良、王思，检讨金皋、林时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给事中则张翀、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谢蕡、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羽廷〉、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纳，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则王时柯、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颍、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枿、王璜、沈教、钟卿密、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则郎中余宽、党承志、刘天民，员外郎马理、徐一鸣、刘勋，主事应大猷、李舜臣、马冕、彭泽、张鹍，司务洪伊，凡十有二人；户部则郎中黄待显、唐昇、贾继之、杨易、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员外郎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主事徐嵩、张庠、高奎、安玺、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陈儒、陈腾鸾、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缪宗周、邱其仁、俎琚、张希尹，司务金中夫，检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礼部则郎中余才、汪必东、张〈羽惠〉、张怀，员外郎翁磐、李文中、张澯，主事张镗、丰坊、仵瑜、丁汝夔、臧应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则郎中陶滋、贺缙、姚汝皋、刘淑相、万潮。员外郎刘漳、杨仪、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宾、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司务李可登、刘从学，凡二十人；刑部则郎中相世芳、张峨、詹潮、胡琏、范录、陈力、张大轮、叶应骢、白辙、许路，员外郎戴钦、张俭、刘士奇，主事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鳌、杨濂、刘仕、萧樟、顾铎、王国光、汪嘉会、殷承叙、陆铨、钱铎、方一兰，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则郎中赵儒、叶宽、张子衷、汪登、刘玑、江珊，员外郎金廷瑞、范钅、庞淳，主事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珙、郑骝，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属则寺正母德纯、蒋同仁，寺副王暐、刘道，评事陈大纲、钟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
帝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并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系五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谪戍，始下孟春等前疏，责曰：“朕嗣承大统，祗奉宗庙，尊崇大礼，自出朕心。孟春等毁君害政，变乱是非。且张璁等所上十三条尚留中未发，安得先知？其以实对。”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条者，于未进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从大臣后，得与议礼之末。窃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论辨，以渎天听，罪应万死。惟望圣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则臣等虽死亦幸。”帝怒不已，责孟春倡众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从轻夺俸一月。旋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时已有右侍郎张琮，复以孟春为左，盖賸员也。
孟春屡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请。及《明伦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于家。隆庆初，赠礼部尚书，谥文简。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来时盈涸得名，遂称“燕泉先生”云。
丰熙，字原学，鄞人，布政司庆孙也。幼有异禀。尝大书壁间曰：“立志当以圣人为的。逊第一等事于人，非夫也。”年十六丧母，水浆不入口数日，居倚庐三年。弘治十二年举殿试第二。孝宗奇其策，赐第一人袍带宠之。授编修，进侍讲，迁右谕德。以不附刘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丧阕，起故官。
世宗即位，进翰林学士。兴献王“大礼”议起，熙偕礼官数力争。及召张璁、桂萼为学士，方献夫为侍读学士，熙昌言于朝曰：“此冷褒、段犹流也，吾辈可与并列耶？”抗疏请归，不允。既而尊称礼定，卜日上恭穆献皇帝谥册。熙等疏谏曰：“大礼之议颁天下三年矣，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称，专隆鞠育之报。臣等闻命，惊惶罔知攸措。窃惟陛下为宗庙神人之主，必宗庙之礼加隆，斯继统之义不失。若乖先王之礼，贻后世之讥，岂不重累圣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顺门。遂下诏狱掠治，复杖之阙廷，遣戍。熙得福建镇海卫。
既璁等得志，乃相率请释谪戍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听。最后谨身殿灾，熙年且七十，给事中田濡复请矜宥，卒不听。居十有三年，竟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官赐恤。
子坊，字存礼。举乡试第一。嘉靖二年成进士。出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寻谪通州同知。免归。坊博学工文，兼通书法，而性狂诞。熙既卒，家居贫乏，思效张璁、夏言片言取通显。十七年诣阙上书，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献皇帝庙号称宗，从配上帝，世宗大悦。未几，进号睿宗，配飨玄极殿。其议盖自坊始，人咸恶坊畔父云。明年复进《卿云雅诗》一章，诏付史馆。待命久之，竟无所进擢，归家悒悒以卒。晚岁改名道生。别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语。或谓世所传《子贡诗传》，亦坊伪纂也。
徐文华，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大理评事。擢监察御史，巡按贵州。乖西苗阿杂等倡乱，偕巡抚魏英讨之，破寨六百三十。玺书奖劳。
江西副使胡世宁坐论宁王宸濠系诏狱，文华抗疏救曰：“世宁上为圣朝，下为宗室，竭诚发愤，言甫脱口，而祸患随之，亦可哀也。宁王威焰日以张，隐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纪极。顾又置世宁重法，杜天下之口，夺忠鲠之气，弱朝廷之势，启宗藩之心，招意外之变，皆自今日始矣。”不纳。
帝遣中官刘允迎佛乌斯藏，文华力谏。不报。马昂纳妊身女弟于帝，又疏谏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万一防闲阔略，不幸有李园、吕不韦之徒乘间投隙，岂细故哉。今昂兄弟子侄出入禁闼，陛下降绌等威，与之乱服杂坐，或同卧起，坏祖宗法，莫此为甚。马姬专宠于内，昂等弄权于外，祸机窃发，有不可胜言者。乞早诛以绝祸源。”亦不报。文华既数进直言，帝及诸近幸皆衔之。会文华条上宗庙礼仪，祧庙、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证经义，悉可施行。帝怒，责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礼官暗于经术，又阿帝意，遂奏文华言非是。命下诏狱，黜为民。时正德十一年十月也。
世宗即位，起故官，历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入为大理右少卿，寻转左。时方议兴献帝“大礼”，文华数偕诸大臣力争。明年七月复倡廷臣伏阙哭谏，坐停俸四月。已，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会廷臣大议，文华与汪伟、郑岳犹力争。武定侯郭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当。书曰大臣事君，当将顺其美。”议乃定。及改题庙主，文华谏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称。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称。不若直称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犹两全无害也。”疏入，命再夺俸。
六年秋，李福达狱起。主狱者璁、萼、献夫，以议礼故憾文华等，乃尽反狱词，下文华与诸法官狱。狱具，责文华阿附御史杀人，遣戍辽阳。遇赦，卒于道。隆庆初，赠左佥都御史。
自大学士毛纪、侍郎何孟春去位，诸大臣前争“大礼”者，或依违顺旨，文华顾坚守前议不变。其被谴不以罪，士论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诗。举正德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起故官，改吏部，历考功郎中。
嘉靖二年，廷臣数争“大礼”，与张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及辨璁、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上于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义。其《辨》曰：
陛下继祖体而承嫡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无疑。乃有二三臣者，诡经畔礼，上惑圣聪。夫经传纤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骋夸词，可谓不知而作者也。
其曰“陛下为献帝不可夺之適嗣。”按汉《石渠议》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適子，当绝父嗣以后大宗否？”戴圣云：“大宗不可绝。《礼》言適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子耳。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晋范汪曰：“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夫人子虽有適庶，其亲亲之心一也。而《礼》適子不为后，庶子得为后者，此非亲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系于传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祢，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亲，忍遗其祖也。
其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乃汉儒邪说”。按此踵欧阳修之谬也。夫“为人后者为之子”，其言出于《公羊》，固汉儒所传者。然于《仪礼》实相表里，古今以为折衷，未有异论者也。藉若修之说，其悖礼甚矣。《礼》“为人后者，斩衰三年”，此子于父母之丧也。以其父母之丧服之，非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礼一也。传言“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为之子故耳。传明言“若子”，今顾曰“不为之子”，其言之悖礼二也。且为人后者不为之子，然则称谓之间，将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礼三也。又立后而不为之子，则古立后者，皆未尝实子之，而姑伪立是人也。是圣人伪教人以立后，而实则无后焉耳。其言之悖礼四也。夫无后者，重绝祖考之祀，故立后以奉之。今所后既不得而子，则祖考亦不得而孙矣。岂可以入其庙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礼五也。由此观之，名汉臣以邪说，无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说之必穷也，于是又为遁辞以倡之曰：“夫统与嗣不同，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此一言者，将欲以废先王为人后之义与？则尤悖礼之甚者也。然其牵合附会，眩于名实，苟不辨而绝之，殆将为后世祸矣。
夫《礼》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是则以继统故继嗣，继嗣所以继统也。故《礼》“为人后”，言继嗣也；“后大宗”，言继统也。统与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继者，必明为人后之义，而后可以继统。盖不为后则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统而继之。故为后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后继统，又将以绝同宗觊觎之心焉。圣人之制礼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后继统，非独为人后者尔也。《礼》无生而贵者。虽天子诸侯之子，苟不受命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义，以为为子受之父，为臣受之君。故谷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义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盖尊其君父，亦将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则义礼明而祸乱亡。今说者谓‘伦序当立斯立已’，是恶知《礼》与《春秋》之意哉！
若夫前代之君，间有弟终而兄继，侄终而伯叔父继者，此遭变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于己则考也，己于先君则子也。故不可考后君，而亦无两统二父之嫌，若晋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诸王入嗣，则未有仍考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伦不先于武宗，正统不自于献帝，是非予夺，至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变不正之举，故曰悖礼之尤者也。
其他所辨七事，亦率仿此。
书奏，天子大怒，下镇抚司考讯。已，贳出之，夺俸三月。会给事中陈洸外转，疑事由文选郎夏良胜及蕙。良胜已被讦见斥，而蕙故在。时亳州知州颜木方坐罪，乃诬蕙与木同年相关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听，令解任听勘。蕙遂南归。既而事白，吏部数移文促蕙起。蕙见璁、萼等用事，坚卧不肯起。十八年诏选宫僚，拟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帝犹以前憾故，报罢。而蕙亦卒矣。
蕙貌癯气清，持己峻洁，于书无所不读。学者重其学行，称为“西原先生”。
当是时，廷臣力持“大礼”，而璁、萼建异议，举朝非之。其不获与廷议，而以璁、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禄、侯廷训云。
胡侍，宁夏人。举进士。历官鸿胪少卿。张璁、桂萼既擢学士，侍劾二人越礼背经。因据所奏，反复论辨，凡千余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论救，谪潞州同知。沈府宗室勋注以事憾之，奏侍试诸生题讥刺，且谤“大礼”。逮至京，讯斥为民。
王禄，新城人。举于乡，为福建平和知县。嘉靖九年，疏请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当养之宫中，备储贰选。疏奏，即弃官归。命按臣逮治，亦斥为民。
侯廷训，乐清人。与张璁同郡，同举进士，而持论不合。初释褐，即上疏请考孝宗，且言不当私藩邸旧臣，语最切直。除南京礼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礼”定，廷训心非之。私刊所著议礼书，潜寄京师，下诏狱拷讯。子一元，年十三，伏阙讼冤，得释。后起官至漳南佥事。以贪虐，被劾为民。一元举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赞曰：“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求无得罪天下后世，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作者：佚名
毛澄，字宪清，江苏昆山人。考中弘治六年(1493)第一名进士，授职修撰，参预编写《会典》成书后，升右谕德，在东宫任直讲。武宗当时还是太子，告诉孝宗说毛澄讲课明白易懂，孝宗大为高兴，秋夜正在举行宴席，当即就撤了宴席给毛澄作为赏赐。
武宗登基以后，升他做了左庶子，值勤于经筵前。后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守丧。正德四年(1509)，刘瑾摘取《会典》中的小毛病把参加编撰的人贬官，让毛澄当了侍读。脱下丧服回朝后升为侍讲学士，又升为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还曾当过礼部侍郎。
十二年(1517)六月，任礼部尚书。那年八月初一，武宗便装外出游玩，毛澄率领侍郎王瓒、顾清等上书请武宗回宫。后来又走出居庸关，到宣府去游玩，久留不回。毛澄等一次次上书谏劝，都不予答复。第二年正月，返回到京城，传令让百官身穿军装到郊外迎接，毛澄等请用平时的官服，武宗不允许。七月，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率领天子的部队巡守边防，到宣府去了，经过大同、山西到达榆林。毛澄等一次次飞章谏劝。到十二月份，又和朝中大臣们一起上书说：“自去年正月以来，陛下车马数次外出巡游，顾不上在宫中安静地住下来。这次外出，又已经半年了。宗庙、社稷的祭祀典礼都是由人代为举行的，万寿节、元旦和冬至的朝贺礼仪都省略了。腊月初一的冬..，省略而不举行，就有两年了。现在本年度即将结束，郊祀的日子已帮您占卜好了。皇祖的教导说：‘凡是祭祀天地，精诚就可以感天动地，怠慢就会祸不单行。’现在您乘车远游在外，不知哪天回程。万一冰雪挡路，车马难行，元旦来不及亲自捧送玉帛到上帝面前，您心中怎么安稳得了？况且边境上荒凉、寒冷，冬天里尤其冷得厉害。我们这些大臣在京城里吃着厚味禄米，抬头想到陛下您在外身体劳累，根底空虚，遥望陛下，忧心如醉。所以敬请打驾速回，亲自参加祭祀，这样国家、臣民都将幸运至极了。”武宗未予答复。
十四年(1519)二月，武宗刚刚回到京城，就指示礼部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将派到京城两畿，并往山东瞻仰东岳，祭祀孔圣人，为百姓祈求幸福。”毛澄等大吃一惊，又和大臣们一起上书说“：陛下是天地的儿子，继承祖宗的大业，四海九州只知道陛下有皇帝的称号。现在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发布这道圣旨的是陛下，加这个称号的，也是陛下，不知道接受这个称号的该是谁？如果因为皇储还没有确定，想求告普天下的名山大川，用以祈求神灵暗中相助，那么派遣使臣携带玉帛前去，足够表示您的敬意了。何必亲身捧着神像，献上香烛，像佛、老之徒那样干呢？”进而一一陈述了五条不能那样做的理由。武宗也不予回答。
宸濠在江西造起反来，武宗亲自南征以显示军威，后来在南京住了一年多。毛澄等一次又一次请他回北京。等返回到通州时，武宗听从江彬的话，打算立即把宸濠赐死。毛澄根据汉庶人的故事，请回到京城向郊庙告祭后，举行献俘仪式然后杀掉宸濠。武宗没听。宦官王堂镇守浙江，请为自己建立生祠，西番阐化王的使臣请额外赏赐他们九万斤茶叶，毛澄都竭力反对，武宗又不听。王琼要陷害彭泽，只有毛澄说明彭泽没罪。
武宗逝世以后，毛澄和大学士梁储、寿宁侯张鹤龄、驸马崔元、太监韦霖等到安陆迎接世宗。到安陆后，即将进去拜见世宗，有人考虑用天子之礼觐见。毛澄说“：现在就行大礼，往后怎么增加呢？莫不是群臣劝进、皇储辞让的礼节都该废除了吗？”
世宗登基才六天，就发布圣旨要大臣讨论兴献王的主祀和尊称。五月七日，毛澄大会文武群臣，递上决议说“：据查证，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供奉共王的祭祀。共王是皇太子的亲生父亲。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这样做私恩、大义都得到了照顾。现在陛下入宫继承了王统，应该像定陶王的例子办，以益王第二个儿子崇仁王朱厚炫入继为兴王的后裔，接任兴王，主持兴王的祭祀。又据查证，宋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仁宗做儿子，就是后来的英宗。司马光认为应该以高官大爵尊崇濮王，称他王伯而不称其名。范镇也说‘：陛下既然给仁宗做儿子，如果再把濮王称为父亲，在大义上说来不恰当。’于是为濮王立了庙，以赵宗朴为濮国公，供奉濮王的祭祀。程颐有言道：‘过继给人做儿子，就把人家称作父母，而把生身父母称作伯、叔父母，这是做人的大伦理准则。不过生养之恩也是再大不过的了，应该另立一个特殊的称号，如称为伯、叔父某国大王，这样既明确了王位的正统谱系，而亲生父亲也尊崇到了极点。’现在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是陛下的生父，和濮安懿王的事正是一样。陛下应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是祭告兴献王或上书信给王妃，都自称侄皇帝某某，这样正统、私亲，大礼、私恩都考虑到了，这可以作为千秋万代的法则。”奏议递上后，世宗愤怒地说：“父母的称呼能改成这个样子吗？”下令重行议定。
本月二十四日，毛澄又召集大臣们一起递上决议说“：《礼》规定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上自天子下到百姓都是一个样。兴献王的儿子只您一个，既然入宫继承王位，供奉宗庙的祭祀，所以我们以前的决议就想让崇仁王厚炫供奉兴献王的祭祀。至于称号，陛下应该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国大王，自称侄皇帝名字，这有宋朝程颐的话可以作为根据。按我朝的制度，皇帝对于宗室中的长辈，只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称名字。现在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大王，又自称名字，尊崇的礼数已达到了极点，我们不敢再有别的什么意见了。”进而又把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抄一份呈交世宗阅读。世宗又不愿听从，命令他广泛地考察前代的典礼，再商定好了报上来。
毛澄于是又召集大臣们上书议论说“：我们再三在一起讨论，所以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是为了说明王位正统的尊号不能有两。如果在叔父之称呼前加个皇字，那么陛下的伯父、叔父们就没法子和献王平处了。在王前加个大字，天下其他的藩王就已经不能和献王相比了。兴献王的称号确定以后，王妃的称号就随着王，天底下的王妃们也无法和兴献王妃一样尊贵了。况且陛下以天下赡养父母，用以使他们心中高兴，不违反他们的愿望，这哪里是一家或一国对父母的赡养可以相提并论的？这已经是孔子所说的对父母以礼侍候了。其他尊崇为皇帝的说法，直称父母的主张，似乎不合礼制。尊崇为皇帝的错误，没有比魏明帝的诏书更错误的了。直称父母的错误，没有比宋朝程颐的议论更详细的了。最恰当的典礼，大都要不超出这个样子了。”并把魏明帝的诏书也抄一份交了上去。
当时，世宗决心坚定地想要推崇自己的父母，而进士张璁又抗言上书极力陈说礼官的荒谬。世宗动了心，就把毛澄等人的上书压在手头，久不下发。到了八月初一，又命令大臣们集中讨论。毛澄等又上书议论说“：古代先王制礼是根据人情而来的。武宗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兄弟，所以在宪庙的孙子们当中选择了陛下您。这是武宗把您看作同堂兄弟，您应该以孝宗为父亲，以慈寿为母亲，没有什么可疑的。您怎么能又考虑自家的双亲呢？”奏疏递进去，世宗不高兴，又留在宫中了。恰好给事中邢寰请讨论宪庙皇妃邵氏的称号，毛澄上书说：“王妃生下献王，实际上也是陛下在谱系中的来历。但是既然继承了宪宗传下来的王位，就应该以孝宗为父，以慈寿太后为母亲。孝宗对宪庙的皇妃应称皇太妃，那么对陛下说来您应该尊称她为太皇太妃。这样，家族中的伦序既已排正，您对父母的私情、大义又都够深厚了。”奏疏呈上，世宗这次回答说：“知道了。”本月时世宗因为母妃将到，下令礼官讨论欢迎仪式。毛澄等请让王妃由崇文门进城再进东安门，世宗不同意。他又提出由正阳左门进来再入大明东门，世宗又不同意。毛澄等坚持当初的意见不变，世宗竟自行确定了欢迎仪式，都从中门进来。
那时尊崇献王的礼数还没有确定，张璁又进呈《大礼或问》，世宗更加有意引用他。到九月底，把毛澄等以前的奏疏发下来，又命令礼官广泛采纳意见，然后拿个提案上来。毛澄等人料想势不得已，就和内阁大臣商议，加称兴王为帝，妃为后，用皇太后懿旨予以公布。然后毛澄才上书说：“我们那一点愚蠢的见地，在以前的奏议中都已经说过。现在使陛下您的心得到安慰，使大礼适用于现在而不违背情理，合于古礼又不失道理，那么有内阁的机要大臣在，请听取他们的意见。”世宗于是在十月二日以慈寿皇太后的旨意加兴献王封号为兴献帝，王妃为兴国太后，皇妃邵氏也尊为太皇太后，布告天下。但是世宗虽然勉强听从了大臣们的决议，内心仍然恼恨。十二月十一日又传下指示要加兴献王尊号为皇帝。内阁杨廷和等封还了皇上的亲笔批示，毛澄抗言上书反对，又和九卿乔宇等合力谏阻，世宗都不允准。第二年，嘉靖改元后正月里，清宁宫后边三个小宫遇灾。毛澄因此又说了一回，正好其他大臣中也有很多劝阻的，事情才暂时停下来。
毛澄为人端正，诚信，很有学问、品行，议论事情侃侃而谈，不屈不挠。世宗想推尊自己的亲生父亲，曾派遣宦官告诉他自己的意思，直至跪下来给他磕头。毛澄大吃一惊，急忙扶他起来。这个宦官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哪个人没有父母，干么让我不得意’，请先生您一定改个主张。”接着拿出一袋金子送他。毛澄感慨地说：“我老迈昏庸，但是不能把典礼给坏了，现在只有一走了之，不参加讨论就是了。”他接着抗言上书五六次，称病告退，世宗一再安慰、挽留，不允许他退休。二年(1523)二月，病得厉害起来，又坚决要求，世宗才同意了。船走到兴济，他就病逝了。
在此之前，评定他拥立皇上的功劳，加升毛澄的官为太子太傅，荫封子孙为世袭锦衣指挥同知，他竭力推辞没有接受。世宗向来敬畏毛澄，虽然几次违忤他，但对毛澄的恩典、礼貌并没减少。毛澄得病后，世宗派太医给他诊看，赏赐他的药物不停地送来。对他的死，也深表哀悼、惋惜。追赠他为少傅，谥文简。
汪俊，字抑之，江西弋阳人。父亲王凤进士出身，曾做过贵州参政。汪俊自己考中弘治六年(1493)会试第一名，初任庶吉士，升编修。正德年间，参加编写《孝宗实录》，因为不附合刘瑾、焦芳，被调到南京当工部员外郎。刘瑾、焦芳垮台后，他被召回北京，官复原职。几经升迁，做到了侍读学士，又升为礼部右侍郎。嘉靖元年(1522)，他改当吏部左侍郎。
当时正讨论兴献王的尊号，汪俊与尚书乔宇、毛澄等人极力谏争。毛澄称病告退了，接任的罗钦顺没有来，于是世宗就让汪俊当了礼部尚书。这时献王已经加过帝号了。主事桂萼又请求称献帝为皇考。他的奏疏被交给朝臣们商议。三年二月，汪俊召集七十三名大臣联名递上奏议说：“祖训‘兄终弟及’，是针对亲生兄弟来说的。现在陛下以武宗亲弟弟的名份做了皇帝，自然就该以孝宗为父考了。谁说陛下给孝宗当儿子就灭了武宗的谱系？《仪礼》的传说‘：继承别人的王位到底继承什么呢？继承他的大宗的地位。’汉宣帝起自民间，还是当了孝昭的后裔。光武帝中兴汉朝后，还是把孝元称作皇考。魏明帝的诏书说皇后没有儿子，选择庶子立为太子，以便继承大宗的地位。谁说入继王位与过继做儿子不同呢？宋朝范纯仁说英宗亲自接到仁宗的诏书收他做儿子，英宗跟入继王位的皇帝不一样，他的意思是讲仁宗对英宗的恩义格外深厚，英宗更应该不顾自家的亲情，不是说先皇帝生前收做儿子的才是他的儿子，身后入继他的王位的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桂萼说‘：孝宗已经有武宗这个儿子了，怎么能再给他立个假子？’我们认为陛下在武宗统绪之后自然就该尊孝宗为皇考，并不是在孝宗身后给他立什么假子。桂萼又说‘：武宗把整个天下传给陛下，怎么忍心不继承他的谱系呢？’我们认为陛下既经称武宗为皇兄，难道非把孝宗改称为伯才算是继承武宗的谱系吗？桂萼又说‘礼官所认定的不过是北宋《濮议》中的道理’。我们这些人愚昧无知，所认定的道理着实不出乎《濮议》之外。北宋程颐的奏议说‘：虽说应专心于王位正统一边，也不能完全不顾及父子亲情。所以对于先皇帝的尊称，主要体现正统大义；对于亲生父的尊称，是为了成全父子间的骨肉之情。至于尊称的名号，关系着帝位的统绪和谱系，如果两者没有区别，就混淆了帝王家族的伦理。’这话差不多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事而说的了。我认真地搜集了大家的奏议，只有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桂萼的意见相同，其他八十多篇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和我们的意见相一致。”
他的奏议递上后，世宗压在宫中，而特别传旨从南京召桂萼、张璁、席书赴京。过了十五天，才下达指示说：“朕入继大统，供奉宗庙祭祀，怎敢违背正统大义。但是对亲生父母的骨肉之情，也应当同时体现出来。希望你们再集中讨论一次，然后汇报上来。”汪俊迫不得已，于是召集群臣商议，请给献帝加一个“皇”字，成全他的徽号。奏议递上后，又被压了十多天。到三月初一，世宗才给礼官发布诏令，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让选择日期到郊庙祭告，并颁布诏书，通告天下，又另外指示在奉先殿一侧修建世室，以便恭敬地祭祀献皇。汪俊等人又争论说：“陛下入宫继承了大宗，就不该祭祀小宗，也正如小宗不能祭祀大宗一样。过去兴献帝在安陆做藩王，就不能祭祀宪宗。现在陛下入继大宗的谱系，也不能祭祀兴献帝了。这都是应依据礼制约束情感的事。不过兴献帝不能把寿安皇太后迎到藩王府供养，陛下能把兴国太后接来宫中，受到整个天下的赡养，又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兴献帝，这样作为人子的孝心已经尽到了。现在陛下的心竟然还不满足，我们不敢听从了。只有对正统大义无所嫌碍的事才能算是合乎礼制的。”世宗说“：朕只是想在奉先殿一侧另外修建一间房子，用来表达我追念父皇的心情罢了。迎接太后到藩王府赡养，祖宗哪一朝都没这个例子，怎么允许在言辞之间乱讲呢？命令汪俊对此加以说明！”汪俊写了奏疏引罪自责，然后世宗对他作了严厉批评。接着更加急切地催促修庙。汪俊等于是递上奏议说“：在宫廷里为献皇帝立庙，有点冒犯正统。我实在愚昧无知，但还是不敢奉命。”世宗不肯听从，命令他召集朝中大臣们认真讨论。汪俊等又递上奏议说：“谨按先朝的奉慈别殿，是当时孝宗皇帝在孝穆皇太后刚刚附葬以后，因为神主没有荐享的地方才修建的。当时提出这种主张的人都是根据周代礼制中姜女原的特别祭祀来立论的。至于为亲生父在宫廷中立庙，却是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只有汉哀帝在京师为定陶恭王立了庙。师丹认为不行，哀帝不听，最终受到后人的批评。陛下有成为尧、舜的资质，我们做大臣的不敢用衰世的例子来引导您。请在安陆为献帝修造永不迁移的祠庙，等以后袭封为兴王的子孙世代供奉祭祀，陛下逢年过节派遣官员拿着符节前往祭奠，也就可以表达陛下无穷无尽的孝心了。”世宗还是命令遵照以前的诏书再行讨论，汪俊于是抗言上书请求退休。第二次请求时态度更加坚定了，世宗恼了，批评他放肆、无礼，批准他退休还乡。召席书来接替他，席书没到，就让吴一鹏代理。后来《明伦大典》成书，就剥夺了汪俊的官职，他最后也就死在家里了。隆庆初年，朝廷追赠他为少保，谥文庄。
汪俊为人清白，在朝中做官光明磊落，正直刚强。学术上宗法程、朱，和王守仁虽有好交情，但学问方面见解不同。学者称他为石潭先生。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1493)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职编修。户部尚书周经因谗言外调时，他上书皇帝请予留用。正德初年，晋职为侍讲，充任经筵讲官。刘瑾把翰林都外放为部曹时，一鹏被任命为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转任礼部郎中。刘瑾被杀后，重又做侍讲，又升为侍讲学士，历官国子祭酒、太常卿。任以上职位时都是在南京。回家为母亲守丧完毕，又被任命为原来的官职。
世宗即位后，召入朝廷做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他曾经几番和尚书毛澄、汪俊一起争论“大礼”。汪俊调出后，一鹏总领礼部的事务，世宗催促修建献帝庙，催得很紧。一鹏召集朝廷里的大臣们上书议论说“：前代入继为皇帝的，中间有为亲生父亲在京城立庙，修造园陵的。只是逢年过节派遣官员前去祭祀一番，不久也就停罢了。但是已经为当时人们非议，且为后代讥讽。像修庙于皇宫并亲自祭祀的，自古以来，还没有过。我们宁愿得罪陛下，也不愿陛下违误礼制，为天下人和后世所议论。现在张璁、桂萼的话说什么‘继承王统是公事，无后立子是私事’。又说什么‘王统之事重，后代之事轻’。我们认为王位所传的对象称为宗，所以立宗用来继承王位，立子用来承宗，统和宗本来无轻重之分。况且时值我朝传位于子的现代，却想仿效尧、舜传位贤人的事例，想来不是这么回事。又说‘孝不在是否称为皇，只在是否称为考’，因而想把孝宗皇帝改称为皇伯考。我们检索古代史，没见过把已逝皇帝称为皇伯考的。只有天子称呼王爷有伯父、叔父的叫法，也不是可用于宗庙的名号。以前把生父称为本生皇考，这是出自陛下裁决。而张璁等竟说是我们故意保留一个皇字，意在窥测陛下的意思，又说什么‘一百个皇字也抵不得父子之名’，怎么就这么胡说八道，肆无忌惮呢？请皇上迅速停止建庙房的打算，为生父立庙于安陆，把张璁、桂萼等交给司法部门治罪。”世宗批示说“：我以藩王出为皇帝，祭祀自己的祖宗并不敢逾越礼制。但是亲生父皇的陵园远在安陆，你们做大臣的能心安吗？我的命令已再三下达，你们竟然欺负我年轻，气味相投，勾结党羽，与我对抗，败坏我们父子间的情意，伤害朝廷君臣之间的大义。过去的不再追究了，奉先殿西室必须抓紧给我造起来，好让我逢年过节时表示我追悼怀念父祖的心情。”当时是嘉靖三年(1524)四月里。
不久，一鹏上书极力论说各地发生的灾异，说：“自去年六月到今年二月，中间三次发生天鸣，三十八次发生地震，秋冬两季有十八次雷电、大雨、冰雹，暴风、白气、地裂、山崩、妇产人妖各一次，人民饥馑，人吃人的事发生了两起。不同寻常的灾变，较过去成倍增加。我希望陛下率先示范，发动群众，解救病苦的百姓，停止修建各种工程，信任自己的大臣，采纳忠直的谏言，借此挽回老天爷的心意。”世宗善意地做了批示给他。
过了一个月，世宗亲自题名奉先殿西室为观德殿，命令一鹏偕同宦官赖义、京山侯崔元一起到安陆迎取献帝的牌位。一鹏等再次上书说：“遍查前代史书，并没有把牌位从外间陵园里迎入皇宫中来的。这是和天下、后世人们视听、模法有关系的大事，不是细微末节。况且安陆是恭穆始封的疆土，是恭穆的神灵留恋的地方，又是陛下您发达起来的地方，王气聚集彼处，我们太祖皇帝重视中都，太宗皇帝重视留都，都是因为那里是王业成就的初址，应该世代祭祀、维修。恭请陛下听取大家的意见，改换牌位的题名，安放在原先的宫殿里供奉，明令世世代代不得迁移。观德殿里可以另设牌位、香案，用来安慰陛下的孝心。这样尊重亲生父祖的感情既可隆重地得到满足，重视王位正统的意思也明示无余。”奏章交上后，未被采纳，一鹏只得执行。考虑到道路上使者容易烦难，又上书请指示禁约，世宗认为他说得对，所以奖饬、告诫了他一番。
等他还朝，朝廷里大臣们已经为这些在宫门前号哭、争论，朝廷里诸事都不同从前了，给事中陈..尤其放肆。一鹏大胆上书说“：有关‘大礼’的讨论已经皇上裁决，王位的正统，生父的尊号，道理已经十分明白，而陈..胡说八道，以为陛下诞生于孝宗谢世以后三年，继位在武宗谢世以后两个月，没有受人传位的根据，这样的说法太荒谬了。细查《春秋》，受人传命才被视为正统，所以鲁隐公往上没有来历，往下不曾接到任命，就没有写他即位。现在陛下接到武宗皇帝的遗诏，遵奉昭圣皇后的传令即皇帝位，正好符合《春秋》的义理。可是陈..说陛下没有受人传位的根据，这等于说陛下的即位不是正统。陈..本是个小人，不严加惩办，就没法杜绝有人仿效的预兆。”可是皇帝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那年九月，一鹏以原任官位进入内阁专职掌管起草皇帝的命令，并主管詹事府的公事。《武宗实录》编成后，升为尚书，仍管理以前的事务，不久因回家上坟还乡，回朝后仍管起草皇帝的命令。没多少天，外放办理部级事务。原来以前在内阁负责起草命令的人，都需要按顺序渐渐掌其事。张璁、桂萼新近得势，他们一向嫉恨一鹏不附和他们，所以把他外放为南京吏部尚书，晋级太子少保。过了两年，南京的臣僚们一齐上书批评王琼等大臣不称职，一鹏参加了，事情不如意，就此请求退休了。朝廷依旧例发给他禄米。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他的儿子子孝，官也做到湖广参政。
何孟春，字子元，湖南郴州人。祖父何俊，曾经做过云南按察司佥事。父亲何说，官至刑部郎中。孟春少年时代在李东阳门下求学，学问很广博。考中弘治六年(1493)进士后，初任兵部主事。谏官庞泮等被逮进监狱时，他曾经上书搭救他们。孝宗诏令修建万岁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役使九千名士卒，计算下来将用掉一百多万两银子，孟春又抗言上书极力劝阻。清宁宫遇灾后，他借机上书陈述了八件事，奏疏长达一万多字。后来升为员外郎、郎中，奉命到陕西管理马政，结果各种规章制度都得到了实施。回朝以后，又提出五条兴利除弊的意见，并且弹劾巡抚的失职行为。
正德初年，他上书要求改正孔庙祭祀的典礼，未能实际执行。后外调为河南参政，廉洁奉公，很有声威。以后提为太仆少卿，又升为太仆卿。武宗到宣府游玩时，他曾飞章劝谏。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名义巡抚云南，平定了十八寨造反的蛮人阿勿、阿寺等，奏准设立了永昌府，增设了五所长官司，五处防御所，登录战功，被荫封一子做官，但他推辞了，没有接受。
世宗即位后，他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半路上被召回来做了吏部右侍郎。时值苏、松各府旱涝相继，而江、淮以北河水泛滥，淹没土地、房屋、人口、牲畜，多得没法计算。孟春仿效汉朝的魏相上书列举了八条意见，世宗高兴地采纳了。不久他升为左侍郎。尚书乔宇被免除后，他代理吏部的事务。
在此之前“，大礼”的讨论开始后，孟春在云南听说，就递上一篇奏疏说：
“我阅读邸报，看到进士屈儒的奏议请尊崇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奏议经陛下批示下发礼部。方知尊号还没有经圣旨钦定下来。我思考前代的帝王从旁支入宫继承王位，他们推尊亲生父母的得失和事迹都记载在史书上。汉宣帝不敢给史皇孙追加皇帝称号，光武帝不敢给南顿君追加皇帝称号，晋元帝不敢给恭王追加皇帝称号，他们都抑制私人情感而遵守礼制。这就是宋朝司马光所说当时天下人赞美，后世被颂扬为圣人的事迹。汉哀帝、安帝、桓帝、灵帝就给自己的父亲、祖父追加了皇帝的尊号，破坏了礼义制度。这是司马光所说当时被人讥笑，后世也受到批评的事情。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就不敢再考虑自己的父母。圣人制礼，没有两个尊长，这是因为恭敬的心思如果分出一些到那边，就不能在这边专一的缘故。现经大臣们详细讨论，事情还没有定下来，莫不是皇叔考的称号有什么不恰当吗？不过我虽愚蠢对此也不能无疑。《礼》说，在世时称为父母，下世后称为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的名称，却没有世叔考、世叔妣的说法。现在想把兴献王称为皇叔考，有什么古典可作为根据？宋英宗时有人请给濮王加皇伯考的名号，宋敏求严厉指斥为荒谬。这样说来皇叔考的称号，难道能够加在兴献王身上吗？就是称皇叔父，按理讲也不大恰当。经书上称呼伯父、叔父都是他们在世时别人唤他们用的。等到他们死后，从来没有人把亲属关系加在他们的爵位之上的。这样说来皇叔父的称号，难道可以再用到先朝已经加过谥号的亲王身上吗？我看到陛下以前发布的诏书，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假使真的把献王称为皇叔，像宋朝王皀、司马光所说的那样，也就已经够满意了。可是有少数议论的人认为不对，什么原因呢？天下是我们太祖皇帝打下的。自太祖传到孝宗，孝宗传给先皇帝，先皇帝又特地选择了陛下您，传给您祖宗的大业。献王虽然是陛下的天然至亲，然而陛下所以能够走入皇宫，拥有天下，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地做皇帝，这都是先皇帝的恩德，孝宗传下来的家业啊。所以我希望您以汉宣、光武、晋元三帝作为榜样，如果提出什么古来没有过的名称或不恰当的尊号，那就不是我对于陛下所寄予的希望了。”
等到孟春来吏部做官的时候，世宗已经尊称自己的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继而又改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孟春三次上书请按当初的诏书尊崇，世宗都不加考虑。此后世宗更加听信张璁、桂萼的话，又想去掉本生两个字。张璁当时盛气凌人，上书列举礼官欺君之罪十三条，并且斥责大臣们是朋党。孟春和九卿秦金等撰写了一篇奏疏，大略是说：“伊尹说过：‘有人说话违背了自己的心思时，一定要向道义方面去寻求。有人说话迎合了自己的想法时，一定要向失道之处去核查。’近来在关于‘大礼’的争议中，大臣们所表现出来的邪恶和正直是不一样的。像大臣们为纠正错误而提出的不大好听的数千万言，这就是伊尹所谓的违背了自己心思的话，陛下是否曾经向道义方面推求过？那么一两个小人，敢假托随顺主上孝心的名义，勾引一些不三不四、不学无术、厚颜无耻的人，迷惑陛下的理智，这就是伊尹所谓的迎合了自己想法的话，陛下是否向失道之处去核查过？为什么那些人的话那么容易得逞，而这些人的话这么难采纳呢？”于是提出了十三条质问来反驳张璁。奏疏递交后被世宗压在了宫中。
当时詹事、翰林、给事中、御史及六部各司、大理、行人等许多大臣都写了谏章，都被压在宫中，未予批答，一时间群情激愤，不可遏制。正好早朝刚结束，孟春就号召满朝大臣们说“：宪宗皇帝在位时，百官曾在文华门哭谏，争论慈懿皇太后的葬礼，宪宗最后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这是我们明朝的往事啊。”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能不能仗节死义，就看我们今天的表现了。”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罛等就把满朝大臣在金水桥南边拦住，说今天有哪个人不努力争取，大家就一起揍他。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又过来号召大家。于是九卿、翰林、给事中、御史、各司郎官，共计二百二十九人都在左顺门跪地请愿。世宗让司礼中官传命他们回去，大家都说：“一定要得到皇上的允准我们才敢回去。”他们从早上跪到中午，世宗两次传下指示，仍然跪在地下不肯起来。
世宗这下大为恼火，就派遣锦衣过去先抓了几个带头的。于是丰熙、张罛、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个人一起被关进了皇家监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敲打着宫门大声哭喊，大家也都哭了，哭声响震皇宫的深宅大院。世宗更加恼怒了，就传令逮捕了若干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而让孟春等人等候治罪。第二天，编修王相等十八个人都被杖打而死，丰熙等人和杨慎、元正都被贬官或充军。世宗这才把孟春等人以前的奏疏发下来，批评他说：“我即皇帝位，供奉宗庙祭祀，尊崇亲生父母的大礼，是我自己决定的。孟春等诋毁君主，败坏政事，颠倒是非，罪实在不小。而且张璁等递上来的十三条意见还留在我手中没发下来，他怎么先知道的？希望他老老实实回答我。”于是孟春等上书认罪，说：“张璁等递上去的十三条，在没递上去的时候就先拿草稿给人看过，并且还有副本存放在通政司，所以我们知道它。我们跟在满朝大臣的后边，能够在旁边参加讨论‘大礼’，私下里认力张璁等蒙骗陛下，所以说些话出来和他们辩论，冒犯了陛下您，罪应万死。只是我们希望陛下明察秋毫，辨别一下谁正直，谁邪恶，这样我们即使死了也会感到幸运。”世宗恼怒不休，批评说孟春号召大家发泄不满，不是大臣侍奉君上的方式，本该从重法办，姑且从轻扣发一个月的俸禄。不久被调出去做南京工部左侍郎。按照过去的惯例，南京各部只设一个侍郎，当时工部已经有右侍郎张琮了，又让孟春做左侍郎，实际上是冗员了。孟春屡次上书称病告老，到六年(1527)春天，才得到批准。等到《明伦大典》编成以后，又剥夺了他的官籍。很久以后，他才死在家中。隆庆初年，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简。孟春的住处有一个泉，因为燕去水干、燕来水满而得名燕泉，他就被人称为燕泉先生。
丰熙，字原学，浙江鄞县人，是布政司丰庆的孙子。他从小天赋过人，有一次曾在墙壁上写下大字说“：立志应当以圣人为目标。在最上等事上不如他人，就不是好男儿。”十六岁死了母亲，他痛苦得几天没喝一口水，后来又在守丧的房子里住了三年。弘治十二年(1499)，他考中殿试第二名，孝宗对他的策论很赞赏，就赐给他第一名的袍带以显示宠爱他。初任编修，又升为侍讲、右谕德。后来因为不依附刘瑾，被调出去掌管南京翰林院的事务。中间为父亲守了三年丧，除丧后起复原任。
世宗即位后，他入朝当了翰林学士。兴献王“大礼”的争论开始后，他和礼仪官员一起几次上书争论。等世宗召张璁、桂萼当学士，方献夫做了侍读学士后，丰熙在朝中号召说：“这些人是冷褒、段犹一类货色，我们能够和他们搅在一块吗？”于是大家抗言上书请求罢官回家，世宗没有批准。后来兴献王的尊号确定下来，世宗让选定日子献上恭穆献皇帝的谥册。丰熙等又上书进谏说“：兴献王尊称议定后颁布天下已经三年了，竟然因为那么一两个人胡说八道，就想拿下‘本生’字样，专门推崇对养育之恩的报答。我们接到命令，简直吃惊得不知所措了。我们认为陛下作为供奉宗庙神人的主人，只有尊崇宗庙的礼制，合法继承王位的道理才不会丢失。如果违背先王制定的礼制，给后人讥笑，岂不是严重损害了您的伟大德行！”奏疏递进后没得到批示，就和大家一起到左顺门跪地哭谏。于是很多人被逮入诏狱里拷问，又在宫门外被打了一顿大棍，分别派出去充军。丰熙被派到福建镇海卫去了。
张璁等人得志后，大臣中就很有些人一起请饶恕被贬官、充军的大臣们的罪过，首先就都提起了丰熙，世宗不听。最后在谨身殿发生灾祸，丰熙也年近七十的时候，给事中田濡又一次请求宽恕丰熙，世宗终于不肯听从。丰熙在镇海卫住了十三年，最后死在那里了。直到隆庆初年，穆宗才给丰熙追赠一官，对他家里赐予抚恤。
他的儿子叫丰坊，字存礼。考中乡试第一名后，在嘉靖二年(1523)，中了进士。当初外放到南京吏部任考功主事，不久贬为通州同知，然后又被罢官回乡。丰坊学问广博，善于写文章，兼通书法，但性情狂诞。丰熙死后，他在家里住着，经济拮据，想仿效张璁、夏言用几句美言谋取高官，就在十七年，赴京上书，谈论修建明堂的事，又说应给献皇帝加庙号、称宗，匹配上帝。世宗很高兴，不久就给献皇帝进封庙号为睿宗，配飨玄极殿。这个主张大概最早就是由丰坊提出的。当时人们都厌恶他这种背叛父亲的行为。第二年，丰坊又呈进《卿云雅诗》一章，世宗传令交史馆加以收存。丰坊等着任命等了很久，最后没有得到提拔，回家以后闷闷不乐地死掉了。晚年他改名叫道生，别出一格地编了一部《十三经训诂》，其中有很多穿凿附会的话。有人认为世间所流传的《子贡诗传》，也是出自丰坊的伪作。
徐文华，字用光，四川嘉定州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初任大理评事，升监察御史，外出巡按贵州。乖西地方的苗民阿杂等人发起叛乱，文华和巡抚魏英讨伐他们，打下敌人六百三十个营寨。武宗为此发布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慰劳了他。
江西副使胡世宁因为检举了宁王宸濠被逮进诏狱，文华抗言上书搭救他，说“：世宁上为朝廷，下为宗室，竭尽忠诚，发愤直言，话刚出口，祸患就跟上他来，也真够悲哀的了。宁王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国家的隐患一天比一天可怕，现在不加制止，谁知道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不料现在又用重法惩办世宁，堵天下人的嘴巴，夺忠直大臣的正气，削弱朝廷的威严，诱发宗室藩王造反作乱的心思，日后假如招来意外的事变，那就可以说是从现在开始的了。”武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武宗派宦官刘允到乌斯藏迎佛，文华极力谏阻，武宗没有理睬他。后来马昂把自己有孕在身的妹妹进献给武宗，文华又上书进谏言说“：中等人家都不肯娶再嫁的女人。陛下身为至高无上的天子，竟然肯干这种事？您扪心自问心中就不能安静，说出口来也就不顺，传给天下后世知道也觉可羞。那替陛下进献这女人的人，罪恶大到可以诛灭全家了。试想万一防备不严，不幸有李圜、吕不韦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可不是小事！现在马昂一家兄弟、儿子、侄子出入禁宫，陛下降低自己的身份，跟他们乱穿着衣服坐在一堆，甚至在一处睡觉。陛下破坏祖宗的家法，没有比这件事做得更厉害的了。马姬在宫内独自享受陛下的宠爱，马昂在外边玩弄权术，暗中滋长着的祸端简直不可尽言。请尽早斩掉马昂，断绝大祸根。”武宗也没有作答。
文华在几次直言上书后，武宗和身边的宦官们都记恨他。后来碰到文华列举宗庙礼仪中祧庙、礻帝礻合、特享、出主、纎食共五件事上书，考证经义，所说的都可以施行。但是武宗恼了，批评他越职上书，胡说八道，并把他的奏章发给有关部门评议。礼部长官不懂得经术，又迎合武宗的意思，就奏称文华所说没有道理。武帝于是命令把文华逮入诏狱审讯，罢官为民。当时是正德十一年(1516)十月。
世宗即位后，文华又得到起复，官复原任，经河南按察副使，在嘉靖二年(1523)被推举为政事、修身双优，然后应诏入朝做大理右少卿，不久转为左少卿。当时朝廷中正在讨论兴献帝的“大礼”，文华几番和其他大臣们一起极力谏争。第二年七月，又号召大臣们在宫门外跪地哭谏，因此被扣发了四个月官俸。后来，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召集大臣们讨论，文华与汪伟、郑岳还是极力反对。武定侯郭勋就说：“祖训是这样子，古礼也是这样子，张璁等人说得对。古书上讲了，大臣侍候君上，应当顺成他的好事。”就这样形成了决议。等后来改题宗庙神主时，文华进谏说：“按道理孝宗是祖辈，不能称为伯考。武宗是父辈，不能称为皇兄。不如干脆称为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还算是两全其美，不害正统。”奏疏递上后，世宗又一次让扣发了他的官俸。
六年(1527)秋天，李福达一案再审。主持再审的张璁、桂萼、方献夫，因为讨论“大礼”一事本来就恨文华这些人，于是把审讯记录全给颠倒过来，把文华和其他法官们关进了监狱。结案以后，文华被指责为徇私包庇御史杀人，充军辽阳。后来碰上大赦，死在回乡的道路上了。隆庆初年，朝廷追赠他为左佥都御史。
自从大学士毛纪、侍郎何孟春罢官后，以前争议“大礼”的大臣们有的就违心地顺从了世宗的意思，文华却坚持以前的意见不变。他无罪被充军边疆，当时的官僚士绅对他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