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征宅以赐之。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征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征因上疏曰：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粃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史鱼所以遗恨也。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为国家者，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乱亡不恤，将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情在告讦，好言朋党。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也。若时逢少隳，往而不返，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不可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且夫进善黜恶，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不假刍荛之议，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不可务乎？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以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诮，将何益乎？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汤以之理，桀、纣以之乱；文、武以之安，幽、厉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温舒恨于曩日，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闻也。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此则听之于无形，求之于未有，虚心以待下，庶下情之达上，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统运，纵未能上下无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国，远避灭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资同心，予违汝弼者也。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太宗手诏曰：
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惵惵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禀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輶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责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
作者：佚名
唐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的老部下没有做上官的，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无私，是指宽容公正而无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胜任，怎能因为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把秦府旧兵都授予武职，补充进宫中做侍卫。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偏私于一人。只要有才能德行的人就任用，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况且古人说：‘士兵就像火一样，不控制就会把自己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哥哥）曾经被皇帝召见，不解下腰间的佩刀，向东走上阁门，走出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无忌带刀进入，同样是失误，臣子位于极度尊贵的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顽固地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的活动），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露，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近来见到隋代的旧臣遗老，他们都称赞高颎是做宰相的人才，于是我就去翻阅他的本传。此人真可说是公平正直，能识大体，治国方面尤其突出。隋室的安危，跟他的生死关系密切。可惜遇到隋炀帝这样的无道昏君，却被冤枉诛杀了。我何尝不想见到这样的人呢？就连读书时也时常放下书来对他钦仰、叹息。再者，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他曾经上表把廖立、李严罢官放逐到南中，后来廖立听到诸葛亮逝世，哭着说：‘我们大概要亡国了！’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也发病而死。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执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国家，在当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的事，虽是仇人，该赏的也必须奖赏，对违犯法纪玩忽职守的人，虽是最亲近的人也必须惩罚。’你们难道不仰慕学习他们吗？我如今常仰慕前代那些贤德的帝王，你们也可仰慕那些贤德的宰相，如果能这样做，那么荣耀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保持了。”房玄龄对答道：“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结党营私，王道就浩浩荡荡，不结党营私，王道就平平坦坦。’此外，孔子还说：‘举用正直的人而废弃邪恶的人，百姓就心服归顺。’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太宗说：“这正是我所想的，但我怎能只对你们说说而不去实行呢？”
长乐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为美谈。现在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太宗十分赞同。于是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意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将此称为‘说难’，东方朔将其称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太宗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徵家中赏赐他。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商议惩处他的办法，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其实，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贤才，想要把心思都用在治理国家政治上，一听说哪里有贤能的人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们还是议论纷纷，说‘那些官员都是朝廷重臣的亲戚、朋友’。但是你们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讳和回避，古人说，‘推举人才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仇’，只要推举的人是真正的贤才。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仇人，也不可不推举。”
贞观十一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欺瞒朝廷，胡乱上报情况，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魏徵说：“宦官虽然卑微，但他们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进献唐太宗：
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如果善事得到发扬，那么君子就会为国效劳；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亲近君子，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小人并非没有微小的优点，君子并非没有小小的差错。君子小小的过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优点，则如铅刀上锋利的地方。铅刀上那一点锋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这小小的优点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点。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赞扬小人的优点，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贬斥君子的过失，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这如同认为蒿草和兰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这也是屈原投江自尽，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玉石的差别，蒿兰的不同，但不能进善退恶，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历史上郭国之所以被齐国所灭、史鱼之所以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爱护百姓，广开言路。能从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但陛下喜好贤才却不善于选择贤才，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并且，陛下言语毫不隐讳，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虽有远见卓识，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君子愿意表扬别人的善行，小人专门诋毁别人的缺点，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听到善行就怀疑，那么君子会很失望。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急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结果反使君子受怀疑，小人得志，那么就会君臣失序、上下隔阂、国家混乱。哪里还称得上政治清明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虑，喜欢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们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称作同德，把一起参与做坏事称作朋党。可现在清浊同流，善恶无别，把奸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被称作朋党的人，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恩德没有散布臣子中间，臣子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们又不敢指出来，于是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对国家极为有害，这足以助长奸邪，扰乱视听，如果不断绝这种风气的根源，将贻害无穷。幸运的是，如今国家还没有出现大的祸害，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国政现在虽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够改正。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将来定会悔之莫及，这样的话，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又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楷模呢？扬善除恶，有利于人，以古为鉴，有利于己。照容貌，要用平静的水面做镜子；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鉴。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为自己的借鉴，那么自己行为的善恶就一目了然，何须史官的评判，何须百姓们的议论，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声名远扬。国君追求的不正是这样吗？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依法严办了。即使断案有轻有重，朝廷听到臣下议论，无不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所以《体论》上说：“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即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他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的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
凡是审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亲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权衡轻重先后，测量深浅程度。展现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将忠君爱民之心发挥到极致，如果有疑问就和大家一起商讨。存在疑问就从轻量刑，这就是对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诫咎繇：“你作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时候要心存怜悯。”又规定一个案子要经过群臣、群吏、万民三次审讯，大家都认可了，才能定罪。可见，律令必然也参有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小案子，虽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变通的官吏，用人情来获取财物，对有人情案子就放宽处理，对于仇人，就加以陷害。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宽大为怀的情感有着天壤之别呢？主管部门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司法官员们产生了怀疑，天子又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主管部门产生了怀疑。这是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在互相怀疑，这样却想要群臣树立节操，尽忠为国，那就太难了。
凡是审理案件的情形，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节外生枝，不以牵连的头绪多来显示审判者的聪明。所以要对检举弹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证，广泛调查，是为了弄清事实，而不是要掩盖事实；多方调查，听取意见，是为了不使狱吏徇私枉法的奸计得逞。孔子说：“古人审理案子，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计地要将其置于死地。”所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强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现了。《淮南子》上写道：“沣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鱼也不会在里面生存。”所以，作为上司，把苛刻当做明察，把功多当做明智，把刻薄下属当忠心，把诽谤他人当功劳，这就像一张大皮，虽然很大，但用来制造用品，就得裁开使用。赏赐应该从重，处罚应该从轻，君王应宽厚为怀，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刑罚轻还是重，恩遇厚还是寡，被人感念还是嫉恨，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呢？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法律贵在宽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却极其严酷如今法律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抛开权衡来确定轻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诸葛亮只是小国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是一杆秤，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时候，怎能随意放弃法律的公平，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呢？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以此来消除舆论。只要做得对，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对，掩盖又有何用？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听见，除非自己不说。”做了却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听说，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国君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严于律己不苟责臣下。所以说：“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其实是为奸邪开辟了方便之门。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只可惜不被采纳，我听说过尧专门设置了进谏用的锣鼓，大禹树立了提意见用的木头，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几、盘碟、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这样做是防微杜渐，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魏武帝曹操说：“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他们亲近忠臣，厚待进谏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免灭亡的灾害。”凡是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国君，纵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难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国家，避免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伟业的国君，没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虚心纳谏、改正错误的。
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数年以来，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
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讽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我当年生长在民间，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更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隋代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天灾人祸，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十八岁，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投身军旅，手持刀枪，不畏寒暑，东征西讨，劳碌终日，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幸而苍天护佑，遵守庙堂的韬略，使义军所到之处，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也都身穿华夏服装。国家法律颁布之后，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四海升平，尘埃不起，已经十几年了。这全都仰仗众位大臣运筹帷幄，善战武将竭尽骁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却享受着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忧患责任深重，于是总是担心政治得失，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因此常常战战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对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让我们大唐的德行，能够永垂史册。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愧对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怎么能够建立起宏功伟业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浆，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赖你们做的盐和梅，我怎能调出五味？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
作者：佚名
君王处理政事，贵在客观公正。处事不公正，奸邪之人就会有机可乘，正直之人难免蒙受冤屈；处事公正，人心归顺统一，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太宗秉公无私，主持公正，不优先照顾自己的旧部下与亲眷，减少公主的嫁妆，表现出不徇私情的平允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