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新安(今安徽黄山休宁)人。字仲材,号遂谷。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癸亥八月十三日,卒于明皇天宝八年(750年),与夫人朱氏合葬休宁石叶山(后改名凤凰山)。唐长安元年(701年)辛丑进士。累授晋阳尉。是季札的第61世孙,他的诗文雄迈高丽,与富嘉谟合称“吴富体”。武周长安中(701—704)累授晋阳尉。中宗神龙初,由吏部侍郎韦嗣立称荐,升任左台监察御史。与富加谟特相友善,神龙二年(706)三月,加谟去世,病中少微,闻讯大恸,赋诗哀惮,不久亦卒。与加谟、谷倚,皆以文词著称,誉为“北京三杰”。唐初,文士所撰文章碑颂,皆宗徐(陵)、庾(信),浮俚不竟,少微与加谟一反流俗,文章皆以儒家经典为本,崇雅黜浮,浑厚雄迈,时人争效之。号为“吴富体”。少微所作《崇福寺钟铭》,尤为时人所推重。著录有集十卷,已散佚。《全唐文》收录其《为并州长史张仁亶进九鼎铭表》等六篇文。《全唐诗》收录其《哭富加谟》、《长门怨》、《古意》等诗六首。
生平
作者:佚名
卢藏用(约664-约713),字子潜,河北涿州人。范阳卢氏,自南北朝以来便是北方赫赫有名的大族,不知道卢藏用跟另一个著名的范阳卢某人———卢照邻之间有没有亲缘关系。
卢藏用出身大族,他爷爷就曾官至财政部长,自己又是天下最有名的文学青年之一,精通琴、棋、书法,人称“多能之士”,所以很容易就考上了进士。不过,考上进士后的卢藏用却怎么也得不到人事部主管官员的赏识,好久都没有安排他上岗工作。心情极度郁闷之下,他写了一篇《芳草赋》 发了一通牢骚,然后就跑到终南山当起隐士来了。在山中,他跟随道士们学道术,据说颇练得一身辟谷的好本事,好些天不吃饭,照样有力气吹牛。
不过,卢藏用胸怀大志,做隐士和道士可不是他的追求。窝在终南山中的日子里,他一直琢磨着如何下山觅个官儿做做。蛇有蛇道,鸟有鸟道,最后卢藏用选择了隐居作为自己入官的路径。列位看官也许觉得奇怪,怎么隐居也成了做官之道呢?在古代,一个人要是下定决心做隐士,别人便觉得他淡泊名利,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孔夫子曾经“曰”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虽然大家都好色不好德,但不管怎样,面子上的工程还是要做足的;所以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有“德”的隐士,人们都要想方设法把他弄出来做官(你想一个人高尚?没门!)。假隐士就是瞅准了人们这种心态,才躲在山中沽名钓誉。看官们不妨想想,天下偌多名山大川,哪里不能隐居?要不是心里打着歪主意,哪里用得着非杵在终南山里头呢?终南山离大唐帝国的伟大首都非常近,站在山上都能望到大明宫的屋脊。要是在终南山中隐居,一有了名声立马便能被皇帝老儿知道,然后便能顺利地进入官场了。这与请公关公司炒作自己是一个道理,不但效果比单纯的炒作好,还省了炒作经费。
卢藏用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大家都知道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赠给他一个“随驾隐士”的外号。还好,武则天知道了这个人的存在之后,终于把他请出山去了,赏了他一个左拾遗的职务。左拾遗虽然是八品,比县令还低了一级,但却是引人眼热的清望之官;同时,因为是在天子身边工作,容易升官。果然,卢藏用不出几年就做到了吏部侍郎。
如果说官场是一棵大树,那官员们就是树上的猴子。猴子爬得越高,下面就有越多的人能清楚地欣赏到它丑陋的红屁股。卢藏用如愿以偿做了官,却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暴露出来了。他在官场上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做吏部侍郎时,面对各路权贵跑官要官,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出卖自己的良心。史书中说他“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指责可不是一般的严厉啊。唉,在山中呆着好好的,干嘛要出山毁掉自己的名节呀?再后来,唐玄宗以他曾经拍过太平公主的马屁为由,甚至把他流放到广东。晚节不保,可惜可惜。
要是卢藏用知道自己最后落得个如此下场,他会不会有悔吝之心呢?同样是在终南山中当道士的隐士司马承祯在长安混了几年后,最后还是决定重返山中修行。临行时,卢藏用指着云遮雾罩的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司马先生,山里面风景真不错,您老好好享受吧。”这老牛鼻子也不是省油的灯,语带讽刺地回答说:“在贫道看来,山里风景倒可忽略,重要的山中是有一条通往官场的捷径。”读书至此,蛀书总要坏坏地想象卢藏用听了这话后,脸涨成猪肝色的样子。
富吴体
作者:佚名
“富吴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由初唐文士富嘉谟、吴少微在晋阳为官时所创。富嘉谟,雍州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以进士入仕。武后圣历年间,武则天令张昌宗“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修撰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富嘉谟参与了该书的编撰。长安年间(公元701至704年)富嘉谟出任北都晋阳尉,后入朝为左台监察御史,不久病逝。身后留有文集五卷,今佚。《全唐文》存其文四篇。
吴少微,新安(安徽歙县)人,与富嘉谟同时,“亦举进士,累至晋阳尉”,后入朝,官拜右台监察御史。富吴二人在晋阳为官时,情投意合,相与莫逆,他们的文才受到了并州长史的赏识,“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初唐之时,因受六朝骈文影响,“文人撰碑颁,皆以徐(徐陵)、庾(庾信)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富、吴二人由此声振文坛。
富嘉谟、吴少微任官晋阳时,有魏郡(今河北处大名县)人谷倚任太原主簿,三人“皆以文词著名”,人称“北京三杰”。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富吴体”的代表作是富嘉谟的《双龙泉颂》、《千(虫蜀)谷颂》和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三篇文章,“词最高雅、作者推重”。惜富嘉谟的两篇文章今已佚失。
双龙泉、千(虫蜀)谷均为北都晋阳附近名胜。双龙泉即今太原市阳曲县西北的南、北龙泉。两泉相距仅五百米,周围山峦起伏,林木荫翳。泉旁有大安寺,建于唐初,寺内有佛塔一座,俗称“唐僧宝塔”,为贞观年间高僧玄奘法师传经之所。千(虫蜀)谷是太原西北的一条峡谷,古代为晋阳通西北诸州的孔道,其东口为著名的天门关,隋炀帝曾在此开辟交通,修设栈道,故名杨广道。此地山崖如削,谷径幽深,“天门积雪”为古代晋阳八景之一。由此可见,富嘉谟的西篇文章都属山水游记类散文。富的文章曾受到盛唐文坛的推崇和赞许,开元文坛领袖张说赞其文章“如孤峰绝岸,壁立千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这样的风格,正和“纤靡淫丽,嫣然如妇人小儿嘻笑之声”的骈文形成鲜明对照。
吴少微《崇福寺钟铭》(全唐文作《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是仅存的“富吴体”代表作。崇福寺在晋阳南五里,为唐代晋阳名刹。《崇福寺钟铭》是吴少微为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文章继承了先秦、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文字上简淡清新、朴质幽雅,毫无雕琢和浮华;句式上一反当时的四六文固定格式,用灵活多变的两字句、三字句、五字句,读起来节奏明快,起伏跌宕,语气上浑厚雄迈,气势不凡.显示了吴少微出众的才华和“富吴体”独特的风格。
“富吴体”做为唐代古文运动创作实践上最早出现的新的散文文体,开唐代古文运动之端绪。初唐时期,“天下文章尚徐、庾,俘俚不竞”,“气调渐劣”。武则天时,陈子昂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但陈子昂的文学复古主张有其局限性:一是体裁上仅限于诗歌,二是复古口号仅停留在理论方面,在创作实践上并未摆脱六朝文风的羁绊。而和陈子昂几乎同时的富嘉谟、吴少微,一反六朝骈文“纤靡淫丽”的陈腐习气,独树一帜,创立了“雅厚雄迈”的新式散文文体,其文章“人争慕之”,天下传颂,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果说陈子昂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提倡者,那么,富嘉谟、吴少微则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实践者。富、吴用新式散文取代骈文的大胆尝试,走出了唐代古文运动最为重要的一步,是对古文运动的突出贡献。
“富吴体”“以经典为本”的创作特色,对其后的古文运动影响至深。盛唐的散文作家萧颖士、李华、元德秀、元结,中唐的独孤及梁肃、韩云卿、韩会等,无不受富嘉谟、吴少微影响,以至最后在中唐时出现了韩愈、柳宗元,最终把古文运动推上了高潮。因此,我们可以把唐代古文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唐开始阶段、盛唐发展阶段、中唐高潮阶段,正如宋代欧阳修所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昂”“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柳宗元、李翔、皇甫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深平,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富吴体”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古文运动正式兴起,并对其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富吴体”在当时北都晋阳出现决非偶然。晋阳是李唐王朝的肇基之地,又是女皇武则天梓乡,是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之一。北都晋阳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战略地位重要,唐廷派驻这里的地方官员多为朝中出将入相的辅弼重臣,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英才,这些人在一起酬唱应和、激扬文字,为繁华的晋阳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唐北都晋阳还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中心,从三国两晋到十六国北朝,这里是民族融合的中心,旱地农业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交融。隋唐以降,南朝清绮艳丽的文风传到北方,从而促进了西北文化交流,使晋阳文化更加繁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现了富嘉谟、吴少微这样的优秀文才,从而创作出独树一帜的“富吴体”散文文体,使晋阳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祥地。